关于学潮的研究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作者：蒋效愚

从1979年的民主墙，到1980年的竞选；从1985年的北大“九•一八”到1986年底的全国学潮；从1988年的北大柴庆丰事件到南京河海大学的风波……，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学潮时有起伏。既然学潮不是偶然事件，既然学潮的爆发从一定意义上说。带有不可避免性，既然学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就有必要对学潮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学潮的定义

对于学潮的定义，有的人从社会矛盾角度出发认为，学潮是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和观念冲突在学生群体中的外化表现。有的人从学潮自身运动的状态和影响出发认为，学潮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具有较大规模和社会影响的，以自发形式出现的。针对政府或当局的抗议性活动。有的人表述为，学潮是指政治性的，形成一定规模，越出校园范围之外，波及社会，在当地或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的学生游行、示威、集会、罢课等活动。还有的人从政治学角度。把学潮定义为“为了一定的社会（或集团、个人）利益或代表一定的社会（或集团、个人）利益的政治的或表现为政治的学生群体行为。”

我的看法是，确定学潮的定义应考虑到“主体”、“客体”和“过程”这样三个要素。具体定义为：学潮是学生为了一定的利益（社会的或个人的）和目的（社会的或个人的）而采取的，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行为的过程。

二、学潮的阶段和特点

1. 酝酶阶段：这是学潮的前期准备阶段。一般酝酿阶段常会出现这样五大现象：a舆论倾斜（或社会舆论，或校内舆论）；b活跃人物出现；c矛盾（社会矛盾或校内矛盾）积累加重；d热点间题逐步形成；c日常的学生事端或一般的学生事件增多并出现转向苗头。酝酿阶段虽然常出现这五大现象，但一般来说还带有分散性、模糊性和局部性的特点。所谓分散性是指学生的事端分散在各校，没有形成串连。所谓模糊性或说非政治性是指事端起因多为伙食、卫生、治安等具体矛盾，直接的政治性动因还不明显或不突出。所谓局部性是指事端或矛盾在此阶段多还是出现在局部范围、解决在局部范围。

2. 爆发阶段：这是学潮的兴起阶段。一般爆发阶段的形成大体需要至少三个条件：a“领袖”式人物出现。不管是社会上的精神领袖，还是校内学生活跃分子当中产生的骨干分子或小“领袖”。这两者之间，光有前者而没后者还不能爆发学潮，而光有后者没有前者有时却也照样爆发；b学生的情绪积累逐渐集中在某个问题或某一、二个间题上，形成校内、校外、或校内外结合的“高压区”；。有适当的、可供使用的导火索。这三个条件应该说互为条件。往往互相促进，但缺一不可。1986年12月4日，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游行成为那年学潮爆发阶段的标志，大体就是上述这种情况。1988年6月2日北大少数学生赴公安部的请愿以及6月4日夜以后政治升温现象也是如此。爆发阶段一般来说具有一定的突然性、盲目性和比较清晰的目的性。所谓突然性是指学潮虽然在酝酿阶段已经蕴育着，但究竟何时、何地、在何问题上爆发还是未知数，因此真正爆发时仍带有突然色彩。所谓盲目性是指学潮爆发时多数学生的行为是盲目的。所谓比较清晰的目的性是指学潮兴起时的主要倾向、矛头所指是清楚的。在爆发阶段如果处理及时、得当，仍可控制住学潮，不致形成连锁反应。

3. 高潮阶段：这是学潮的扩散阶段。一般高潮阶段的形成至少需要四个条件：a有公共的情绪积累做基础。b有适当的传播渠道、方和手段为媒介；C有一致的价值标准和利益取向为动力川有鲜明的政治口号或简明的是非判断做号召。高潮阶段一般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广泛的联动性，并伴随着不好控制的破坏性。比如86年学潮中，上海等一些地方学生都冲击了、国家政府机关，阻碍交通。影响了正常社会生活和治安秩序。

4. 平息阶段：这是学潮的结束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一般平息阶段主要依靠这样四个条件才能控制住局面：a决策机关旗帜鲜明，坚决果断，b舆论转向、不帮倒忙；c有关部门大力协同，积极疏导，解决问题，软化矛盾；d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住“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次学潮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最后间题的解决基本上是依靠这四“管”齐下平息的。平息阶段一般带有形式上的迅速性和深层内核的缓慢性特点。即从外表，从形式上看学潮平息很快，甚至有些突然，但在学生思想深处，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沉淀在那里，有待长期的思想工作去慢慢溶化。

三、学潮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学潮做多种分类。从规模上可以将学潮划分为全国性学潮、地方性学潮和校内学潮。从性质的某一方面来说。可将学潮划分为政治性学潮和非政治性学潮等等。

我觉得从学潮的主体意识角度去分析，可将学潮划分为社会意识型和自主意识型两大类。所谓社会意识型学潮是指那些为了社会的利益或自认为是代表了社会的利益，试图解决社会公众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而兴起的学潮。所谓自主意识型学潮，是指那些为学生自身利益，试图解决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矛盾和冲突间题的学潮。社会意识型学潮以社会功利为目标。自主意识型学潮以学生自我功利为目标。1985年北大的“九一八”.1986年底的全国学潮都是社会意识型学潮。而有些地区和学校为解决校舍被占，学生被打、被杀等问题而出现的学潮是自主意识型学潮。1988年6月北大柴庆丰事件，严格讲6月2日晚的游行和去天安门、公安部请愿，还是自主意识型的学潮。后来，自6月4日以后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一般邢事案件引起的自主意识型学潮向社会意识很强的政治事件转化，向社会意识型学潮演变。判断这两类不同的学潮、可以从他们的主要宣言，行动口号，提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类别去区分。这两类学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转化间题。自主意识型学潮一般多发生在局部地区，知名度不高的一般性的高校或说“第二、三世界”的高校，它的目标也多半是比较具体、单一的。而社会意识型学潮，则多易发生在较大范围或说容易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一般容易由知名度较高的重点高校挑头，它的目标往往是抽象的、宏观的问题。这类学潮的产生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矛盾积累做为基础，而自主意识型学潮则可能从一个学校内部，一个矛盾间题的积累引发。社会意识型学潮一般容易在重大纪念日、节日期间爆发，或者是在重大事件之后兴起。而自主意识型学潮则一般随时可能爆发。自主意识型学潮处理不当，很容易使学生不满情绪的矛头由对校方或某一个具体部门而转变为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不满，也就是说转变为社会意识型学潮。但社会意识型学潮很难再逆转回自主意识学潮。如果说想把社会意识型的学潮再控制在一定范围，转化为自主意识型学潮，这中间需要高度的工作艺术和相当条件的配合才成。

四、学潮的原因

我认为从社会平衡论的角度看，学潮是社会矛盾与冲突在薄弱环节上的爆发与突破。

1. 学潮是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在学生身上的综合反映    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社会大系统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产生，有的被消化掉了；有的被平衡制约住了，既不能发展，又暂时不能被消化；有的沉积下来；有的不断膨胀、发展，逐渐形成社会上的“高压区”。值得担扰的是社会高压区的存在和不断积累。这种高压区也是动态的，它在社会上不断地流动和转移。最危险的是这种高压区一旦转移到社会结构当中的薄弱环节，就有可能超过薄弱环节的承受能力，爆发开来酿成事端和动荡。

纵观这几年的学潮，有哪些高压区容易在学生中引起共鸣和同步振荡以致爆发学潮呢？我认为主要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校内三个间题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包括民族情绪）与社会责任感的校外三个问题。所谓校内三个问题是指：a学习上的高压区。学生往往对教改不满，嫌进程太慢，学用脱节，甚至学了也无用，社会上没人要，分不出去；抱怨教材陈旧，教学方法太死板：指责教学设施太差，这些形成对学生学习上的高压区。b生活上的高压区。这些年由于高等教育发展太快，物价上涨太猛，学校办学经费太少，招生人数又太多，形成校内生活全面紧张。食堂伙食质差价高，卫生不合格，服务态度不佳，宿舍过于拥挤等等，这些形成对学生生活上的高压区。c环境上的高压区。文化设施寥寥无几，运动场所破烂不堪，业余生活枯燥无味，校园治安侮况愈下。这些形成对学生环境上的高压区。所谓校外三个问题是指：a思想上的高压区。社会思潮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形成思想上的高压区。一般在爱国、民主、自内这样几个问题上容易积累。比如爱国主义的感召，我们的学生是可爱的，绝大多数本质是爱国的。一遇到爱国主义这个古老而又在当前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学生往往容易激动。甚至有时在冲动之下不乏片面理解和盲目行动的偏颇。再如对民主自由的想往和追求。民主自由问题几乎成了学潮永恒的主题之一。青年人单纯热情.对美好的东西充满向往和追求。但由于缺乏阅历，往往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甚至有时用理想主义的空想来裁判现实生活。当这种超高的理想和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就容易受抽象理想和追求的左右，用异常行为和情绪渲泄的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b社会丑恶现象的高压区。青年学生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党风不正、官倒、分配不公、脑体倒挂、腐败现象等等，面对这些丑恶现象，青年学生疾恶如仇，遇有合适的导火索就象一堆干柴，随时有可能燃烧起来。c特殊事件的高压区。国内外如果遇仁突发的、重大的事件，而青年学生一时理解不了或接受不了，心理严重失衡，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冲突、对立以致爆发学潮。校内外的这六个高压区基本上是这些年来大大小小学潮闹起来的突破口。

2. 学潮是社会矛盾的高压区在学校或社会结构薄弱环节上的突破与爆发    青年学生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活跃、最不稳定、最少经济制约的一部分。社会矛盾的高压区之所以易于在大学生这里突破和爆发，除了与大学生的经济、社会地位有关外，还与大学生自身的下述特点和局限有直接关系：a心理上的优越感和经济上的自卑感共存。相当多的大学生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自视甚高；一方面又感到经济地位低下，知识贬值，甚至有的对社会产生恐惧感。这种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的状况.就使得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变成一股不可琢磨、难于驾驶的神秘力量。b有限的社会经历和素质，与过高的救世心理并存。一方面大学生阅历简单.缺乏基层实际工作与生活的磨炼；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却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自认为手中掌握救世济贫的良方。大学生社会阅历简单的自然状况决定了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种经历与心理的不平衡往往表现为有些学生政治上的简单和不成熟。c脱离实际的纯理性思维和简单激进的实践行为方式并行。一方面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国情，很容易形成片面偏激的看法。另一方面，急于求成，简单激进，也容易造成一种盲目冲动的行为。这种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断裂，为不断的学潮埋下了伏笔。

五、学潮的对策（略）

蒋效愚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副教授。该文完稿于1989年2月，为提交全国第四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获“五四运动与青年运动”征文一等奖。

舆论宣传对大学生的影响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报纸与大学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986年12月发生的部分高校的学潮，今年4月至6月震惊国内外的北京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前后波及一些城市的动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与报纸、电台的错误导向有关。痛定思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报纸是大学生的路标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页）列宁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最近几年，我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显得软弱和乏力。表现在报纸宣传上，一方面是轻视对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持；另一方面是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和有效的批判。

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报纸的：它宣传什么，反对什么，不仅仅是编辑部本身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党的立场。可是，近年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比较多的报纸，把办报的党性原则不是曲解了，就是放弃或淡化了，这就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了绿灯，使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文章，在大学生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报纸像路标一样，把大学生成长的道路给指歪了。结果，使政治方向出现严重偏差（这里也有高等教育本身的严重问题）。

路标，是人们踏上征途寻找正确方向的指南。报纸的路标作用，体现在编辑方针和办报思想上。学潮和动乱之前，有些报纸刊登的文章或言论，很少考虑对青年人和社介产生怎样的效果，而常常以“客观、公正”自诩，不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作风，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部分大学生从报纸上寻找根据，从社会现实中挖掘和夸大阴暗面和全方位信息，这就很容易触发事端。联想到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有好多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正像一些大学生说的，我们的爱国热情，骤然间全变了。反思之后，才发觉我们不仅被坏人利用了，也被有些报纸、电台、电视的舆论蒙蔽了。他们说：我们只想到当初的爱国热情，没有认真地考虑社会是复杂的，事情发展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吞食了苦果，我们承认有缺点、弱点和不足，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可是，我们要说，有些报纸、电台、电视也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错上加错。据对一些大学生的心态调查，他们不愿意接受反革命暴乱这样一个事实。可是，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承训.，反革命暴乱又确实发生了。一些大学生痛苦地呼喊：我们好悔啊!

笔者曾经通过漫谈的方式，了解我院17分大学生对报纸的兴趣。在37名学生中，平时关心《人民日报》的有7人次；关心《光明日报》的有13人次，关心《中国青年报》的有17人次；关心《报刊文摘》《文摘周报》的有25人次。今年北京学潮期间，我院同学跑图书馆阅览室看报纸的人数骤然增加许多倍；在学院阅报栏前看报的人数一时无法统计，看电视新闻的更是空前。这反映出，大学生在选择政治方向时，还是愿意倾听党的声音，愿意接受报纸指导的。报纸的路标作用，在实践中应当担负着特殊的正面教育的职能，但是，在学潮期间，某些新闻媒介却作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使许多大学生产生误解，出现了相当的偏激情绪。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报纸是大学生观察社会的窗口

报纸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它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许多大学生正是从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了社会并借以作出判断。最近一两年，一些报纸在报道有些国内外情况时，由于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往往以孤立的事实或某个新颖的论点为据，就轻易下结论，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大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记得《文摘周报》刊登过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就把中国人的缺点说得不实、不准，而且过于刻薄。在大学生中间反映强烈。不能认为登这样的文章，报纸宜传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搞一国两制，两种制度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人们的伦理道德，对社会事务的看法，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人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报纸能有更多的激发青年学生奋发向上，面对困难为国分忧的文章啊！

我们每每赞扬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生动、具体，青年人结婚都要去烈士陵园献花，而且出于自觉自愿，这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常规。在我们的国土上，长眠在不同省区的先烈数以千万计，为什么我们不能弘扬自己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我们的青年人不苏联的青年那样？这除了教育目的、教育条件、教育方法、教育手段诸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左”的错误时，许多优良的作风，优良的传统，也遇到了不正确的否定或批判，使人们无所适从。而形成正确有效的社会奥论，不能没有报纸这个窗口。

有人说，报纸要创新，就得增加可读性，就得活跃。而活跃就得有知识性，趣味性。当然，报纸要办得活跃，固然离不开知识性、趣味性。但知识性、趣味性从来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寓教于乐，也是有条件的。有段时间，某些报纸的趣闻，代替了严肃的社会生活，有的晚报、不定期小报，互相转载、引用，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报纸，俨然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都市生活。各种社会新闻，特别是不宜青少年阅读的社会新闻见诸报端，不仅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而且也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这样的办报思想，那里还谈得上报纸的党性原则呢？

党的报纸，历来重视宣传教育，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报纸宣传，应当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声，给人以激励、鼓舞、警醒和力量。绝不应当片面夸大某些问题，或缩小某些间题。我们的报纸，应当时时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任何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那伯是极微小的失实，都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特别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求知、求真的心理。

报纸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应当客观、真实地向大学生敞开最美好的东西，同时批评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各种丑恶现象，使报纸在青年人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信任度。这是十分重要的。

1986年发生的那次学潮，参加者多半是大学生中的低年级学生，年龄不过20岁左右。这次北京学潮，卷进去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心理素质和应变情绪方面，与1986年参加学潮的大学生，有某些相似之处。报纸上某些文章的影响，所谓民主、自由的诱感，对他们具有身不由己的吸引力。这些年轻人，社会阅历不多，又非常崇拜学者、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学得比较肤浅，某些时侯又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报纸为他们提供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佳品，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怎么能不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向党发出错误的呼喊呢？一些大学生，可以把孙中山“天下为公”证章别在胸前，却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漠然、冷淡，在要求民主时，他们可以声泪俱下，但在听从政府劝告、遵守纪律方面，却不是那么情愿，他们在群体中大呼爱国、人民至上，但毕业分配时，不少人却根本不想去边远、落后的地区扎根基层，埋头干一番事业。他们把党和政府看得大小，而把自己看得又太高太大。这不能全怪他们。怪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失误。报纸作为教育的参与者，教育的直接窗口，形成这种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的反差，我以为也是有贵任的。我们有些报纸不是批评过大公无私吗，不是批评过雷锋精神吗，不是张扬过台湾的经济起飞、香港的万家灯火吗？这种脱离实情，粉饰资本主义世界畸形经济的作法，又怎么能使青年大学生由衷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呢！

报纸宜传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签本原则

党的十三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不可分割。对于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倒退回去，谁也不愿意，也比较警惕这件事。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这次学潮，更集中地暴露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彻底、一贯，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使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但是，从产生学潮、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我们汲取1986年学潮的教训，报纸宣传结合党和国家的实际，多宣传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客观困难多释疑，教给人们分析问题和克服困准的办法，情况就要好得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传家宝，也是我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可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自觉不自觉地认票子、认关系，不认法律，不愿受法律的约束。过去见诸报端的高消费的宣传，对城市生活、农村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少家长抱怨，一个大学生月消费动不动就是上百元，甚至百元以上。连大学生自己都说，一想到从手中流走的票子，实在愧对双亲。现在，个人享受的教塑，不顾自己的工资收人和购买能力，哪怕举债，也要把高档商品弄到手。互相攀比，人的胃口被吊得老高。此风一开，艰苦奋斗的作风锐减。我们党在根据地时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艰苦奋斗作风，只在党史上才有那么几页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不是很多了。

有的报纸宣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听起来动听，实际上片面性、绝对化。在人民军队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战士默默无闻，平凡而又伟大。何曾想过当将军，他们在自己的脚下走出一条光耀中华的人生之路，比将军们肩上的金星并不逊色，他们通过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忠于军人的职责，使自己成长为合格的士兵、基层干部。人生途程，熠熠发光。在危及共和国的安全时，就是面对死亡，也要严守纪律。戒严部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是明证。

报纸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十三大两个基本点的宣传，一个时期也不能令人满意。大学生们接触这样的报纸，能给自己增加多少动力？就是一些以民主、自由为题的所谓“理论研讨”，“大胆探索”，也离国情、民情和四项基本原则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政治气候
下，一些大学生们出现思想混乱，也不足为怪了。

当然，我们的报纸不是天天刊登有片面性、绝对化的文章，更不是都登有错误、缺点的文章，甚或并不是自觉地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供版面。但作为路标和窗口，作为新闻流向的“集散地”，报纸在宣传时机问题上的失误和错误导向，应引为鉴戒。特别是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颇有影响的几家报纸，一段时间里的错误舆论导向，助长了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新闻媒介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不能低估。这个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读者，特别是大学生们。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宣传正确的东西，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是社会的重要论坛，它并不亚于大学的讲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启示我们，办报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尤其要把握宣传舆论对读者的影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曾经用很多精力为党报撰写文稿。他们把报纸看作曙光，看作希望，就在于报纸是最广泛地传播着真理，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时过几十年，每每读到《可爱的中国》，看到这些诗篇，仍使人为之动情。时光流逝，信仰永存。当我们党洗涤十年动乱的身躯，对毛泽东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充满信心时，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切善良的、正直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给予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根本的教训是我们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立党之本。它有精确、充实的理论，生动、广泛的内容。作为报纸，有责任把真理与谬误分辨清楚，给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和事实的报道。

人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地、认真地“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斯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注:本文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铁道学院党委宣传邵部长）

为了记下历史性的场面——记戒严部队某部新闻干事魏厚敏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虽然我和魏厚敏同志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在一个星里睡过觉，在一张桌上写过稿，可这次要写他倒真有些为难：一来在最关键的几天，我没和他在一起，二来他又总是一口一个“还是多写写平暴一线的同志”。好在许多同志积极地给我提供素材，他又发了35篇稿子，两下一结合，拉出这一小文。

魏厚敏在部队新闻干事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七八个年头，这其间，他采写过的对象一串串，他写过的稿纸一叠叠，他刊登的稿子剪贴一本本。像他参加采写的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雷锋式的战士”崔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我国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的现代化风采、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稿件，都给读者和同行留下过较深的印象。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又一次奋力笔耕，或“放单飞”，或与他人合作，采写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映戒严部队官兵风范的稿件，如棍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捣毁“女神”像实录》《危难见真情奋勇救战友》等。这些稿件体现着他临危不俱的勇气、不伯疲劳的精神、存真求实的风格。

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采访

5月下旬，魏厚敏接到了部队戒严指挥部的电话通知：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当时，北京市的形势巳经比较严峻，几天前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被一伙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割堵截在各个路口，他们不但对军队断水、断食，而且还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官兵。官兵们只能站在车上，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成觉。有的战士上厕所时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宫兵们饿了、渴了、困了，口鼻流血、腹月发烧、甚至晕倒。此时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尽日常生活，到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但魏厚敏却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想：执行戒严、制止动乱，是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重大决策，作为一名军人，作为戒严部队的新闻干事，我有责任及时地把执行戒严的情况报道出去。头天下午接到命令，第二天下午，他就冒着风险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魏厚敏坚持深人到戒严一线休验、观察和采访。从5月23至5月31日的短短8天多的时间，他就深人到戒严部队6个临时宿营点，同官兵面对面交谈，采写发表了某部“爱民模范连”发扬爱民传统、某部一日生活井然有序、千方百计安排好戒严部队官兵生活等7篇稿子，及时报道了部队的精神风貌，宣扬了戒严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6月3日晚，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领导上原来没有确定让他随前指行动。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离出发只有15分钟，他当即进行了简单的准备，就随李主任和宣传处长一起乘车赶往部队前指位置。他说：“部队到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这个历史性的镜头是不能再现的。作为一名新闻干事，如果不亲临一线记录下历史性的扬面，事后将无法找到这些珍贵的材料。”晚8时30分，当他跟乘的车辆驶过公主坟大转盘时，十里长安街上一片嘈杂，一小撮暴徒四处造谣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阻塞街头，主要路口布满了用水泥隔离墩、铁栅栏、电线杆和各种车辆设置的层层路障。部队刚一出发，一根根木棒、钢筋，一块块石头、砖块便从道路两旁向部队袭来，魏厚敏同部队前指首长所乘坐的吉普车也遭到了暴徒们的袭击，但他从容镇定，毫不胆怯。他一边观察险情，一边观察道路上的情况：暴徒们是怎样拦堵部队的，是怎样袭击殴打解放军官兵的，是怎样破坏军队装备的，是怎样放火烧毁军车、公共汽车的，指战员们又是怎样以无畏的气概、威武的阵容向前推进的，都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些重要的情况，还掏出采访本记上几笔。

行至军事博物馆，由于少数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打砸阻袭，致使部队部分电台损坏，部分通信联络中断，上级的一些决定、指示急需传送。魏厚敏在没有带任何防身器材的情况下，冒着横飞的砖头、石块，只身徒步往返于开进的车队之中，及时地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又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魏厚敏顾不得一路的劳累，继续进行观察采访。部队怎样拆除“女神”像，怎样抓获“高自联”常委郭海峰，广场上的部队是怎样在没向学生开枪的情况下进行清场的，等等，他都亲眼所见。

由于魏厚敏临危不惧，亲自参加了“6•3”开进和目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所以，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很快和其他同志一起写出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6月3日，十里长安街鸟瞰》《捣毁‘女神’像实录》《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等稿子，很抉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刊用，及时报道和宣传了戒严部队威武雄壮，文明执勤的动人事迹，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快！快！快！

魏厚敏在戒严中采写稿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为了使稿子早一天、早一小时、早一刻钟发往报社，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说：“一般的新闻报道还要求有很强的时间性，何况这次报道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重大政治斗争，采写更应该及时，迅速。"

6月4日、5日，他在天安门城区戒严部队临时住宿点采访，当看到戒严部队官兵文明执勤，秋毫无犯的感人场景时，当即赶写了《戒严部队某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用实际行动密切军民关系》的稿件，冒着上街随时遭打被袭的危险，连夜送往戒产指挥部新闻中心。这篇稿件先后被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报纸、电台采用。6月8日，他下部队了解倩况，发现驻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干部、战士，舍不得在柱子上钉一个钉、在宫殿里吸一支烟，立即动手写了《戒产部队官兵精心爱护国家文物》一稿，送到了报社，连中午饭也耽误了吃，很快被解放军报刊登。

6月17日上午，他从某师上报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个保卫干事王强在“6•3”开进中勇敢、机智地‘抢救了100多名战友的线索，立即前去采访，也是在当天，就把《勇敢机智救战友》的稿子发往了报社。

请看他对山东一位农民千里迢迢慰问戒严部队的报道的时间表：

下午3点，那位农民和全家4口人乘着一辆卡车赶到戒严部队，把一车西瓜、蔬菜送给指战员。

5点50分，魏厚敏听到了这个消息，
6点20分，赶到了现场进行采访，
6点30分，开始动手写稿，
6点55分，出发送稿，
7点15分，他把稿子送到戒严指挥部新闻中心。

可想而知，他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6月18日，魏厚敏和其他3位同志接受了反映戒产部队某部6月3日夜晚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的采写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既要写出一小撮暴徒的器张气焰，又要写出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气概，既要写出部队整体的气势，又要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速度，这确是一项高标准的任务。而当时的条件比较差，近百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白天，打电话声、报告声、讲话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进进出出的关开门声，混在一起，使人很难静下心来写稿。到了晚上，几位同志奸声如雷，交替起伏，又影响写稿。一些同志开着灯睡不着觉，这里也木便加班写稿。怎么办，他们几个一商量，提了一包方便面，到北京西山一间偏僻的小星躲了起来。渴了，喝一口开水，饿了，煮一袋方便面，几乎两天两夜没睡觉，硬是把长达6000字的通讯《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的稿子写了出来。当他们带着稿于返回部队驻地时，人们发现他脸色发黄、眼睛发红，身体明显地瘦了一圈。不久，这篇报道，就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刊用了。

用事实去粉碎谣官

魏厚敏同志深深懂得：自己不光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军队政工干部。这就要求自己在这场特殊的政治斗争中不能赶潮流、随风倒，而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努力宣传党和国家的决定、命令，用铁的事实去揭露谎言，用活生生的事实向人民进行宣传。

为了澄清“解放军进城是为了镇压学生”的谣言，魏厚敏参加和组织采写了10余篇戒严部队“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报道。他参加采写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开路先锋》《雄师东进夭安门》《戒严部队某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发扬爱民传统、处处爱护群众》等报道，摆了大量的事例，如解放军官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临死亡威胁，手中有枪不开枪等等，使少数暴乱分子散布的“解放军进城是为了镇压学生”的谣言不攻自破。

为了粉碎“戒严部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坦克把学生压成了肉饼’”等谎言，他和另一名同志以目击者、清场者的身份写出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国内外许多报纸、电台刊播。对侯德健怎样与部队代表谈判，学生们对“撤离”‘坚持”的表决，学生从广场东南角方向撤离，部队用威摄、簇拥的方法迫使滞留在广场东南角的一部分学生撤离等，都作了如实的报道。文章还明确地回答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清场前为什么灭灯”、“清场为什么使用坦克、装甲车，’、“清场后为什么广场起火冒烟”、“清场中广场为什么传出枪声”等一系列问题，使一些阴谋分子的谣言大白于天下，教育了群众，孤立了敌人。

在采写粉碎谣言的事实的报道中，魏厚敏总是十分认真地对待每一篇稿子，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力求使文章准确无误。

在采写王其富等六位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六烈士英灵长存》的报道时，他感到车是怎么翻的，火是怎么起的，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搞清。他亲自到烈士所在部队找当事人调查，确实证明车是被暴徒设置的钢板钉扎破、左后轮胎没气、暴徒又往汽车上扔嫩烧物引起车体后部起火后才翻的车。写出刊登后，给“车完全是自己开翻”的谣言，以一记有力的耳光。

在《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一稿的某一段里，需要写出戒严部队某部被暴徒打伤的人数，重伤多少人，轻伤多少人，有多少装甲车和轮式车辆被烧坏，有多少车辆玻璃被砸碎，而自己掌握的数字都是在刚刚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形势仍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报上来的。数字是不是准确无误？有无漏报？魏厚敏又将这些数字一一多方查对，取得了更加准确的数字，才
开始写稿。

在随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70天时间里，魏厚敏同志写稿41篇，刊稿35篇，平均两天就有一篇稿子见报，短的二三百字，长的六七千字，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实行戒严、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歌颂了戒严官兵英勇无畏、勇于献身、忍辱负重、热爱人民、遵纪守法的先进事迹，抨击了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的谣言，为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积极贡献。如果用“止乱平暴第一笔”形容他有些夸张，用“止乱平暴笔一支”形容他，是绝不会过分的。

噩耗，传到烈士的家乡之后

原载于1989年第8期《中国民兵》
作者：张宁福

1989年6月日19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北京戒严部队某部班长王其富等10名战士，奉命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广场执行防暴任务，当他们行至翠微路口时，遭到了一群暴徒用砖头、石块、燃烧瓶的疯狂袭击，车厢尾部着火，车子轮胎被歹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车体急速倾斜，翻倒在道路边。车上除4人生存外，王其富等6名战士被歹徒活活烧死。王其富，下士班长，共青团员，21岁，1986年11月由安徽省嘉山县人伍；李栋国，下士副班长，共青团员，21岁，1986年11月由安徽省嘉山县人伍，徐如军，下士班长，共青团员，21岁，1986年11月由安徽省嘉山县人伍……

噩耗通过电波传到了烈士的家乡—嘉山县。两年前送王其富、李栋国、徐如军3人参军的嘉山县人武部的同志们闻讯，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3位烈士人伍前都是基干民兵，好战友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是乱中光荣牺牲，家乡的人武干部们悲痛万分。孟祥柱部长、杨玉障政委当晚含泪指示烈士所在的自来桥乡、三界镇、管店镇的人武部长，迅速带领民兵到烈士家庭安慰亲属，包揽农活。翌日早上，孟部长和杨政委又与县委、县政府及县民政局负贵同志一道，带着礼品前往烈士的家庭慰问。他们给3位烈士家魔每家送去500元钱，又在3位烈士家庭分别设立了“灵堂”，供当地千部群众、青年民兵及广大学生前来凭吊。

6月17日上午，滁县军分区第一政委、地委书记陆子修，军分区副司令员兼预备役某师副师长钟秀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维灿会同有关部门的领导，驱车来到3位烈士家凭吊英灵和慰问亲属。在桥头村平桥队王其富烈士家，领导们看到烈士全家7口人仅住2间破旧的房子，烈士的父亲王希才又患有慢性病，缺少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后，领导同志当即拍板决定：发动民兵为烈士家盖3间大瓦房和1间厨房，购买3张床铺，3床被子，3顶蚊帐，4把椅子，一张大桌子，并留下150元钱供王家花费。各级领导的关心，使王希才失去儿子后那张极度悲痛的脸上，露出了感激之情。

4月18日，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同志顾不上星期天休息，也赶往嘉山向3位烈士表示哀悼，向其亲属致以慰问。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给3位烈士家各送了一条上书“英雄的战士为人民，伟大的人民育英雄”的毯子，并逐户走访慰问，解决烈士亲属思想上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管店镇徐如军烈士的父亲徐永明是在抗美援朝中两次荣立战功的老同志，开始感到儿子在和平环境下牺牲不如在战场上真枪实弹战死光荣。省军区司令员李元喜少将在他家慰问时，向他讲解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牺牲更光荣。老人思想通了，说：“孩子能做到这一点，是党和军队培养教育的结果，现在他牺牲了，如果军队需要，我愿把小女儿送往部队继承她哥哥的遗志。”

连日来，自来桥乡、三界镇、管店镇的专武干部和民兵们，也在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灵。时下正值收麦、插秧的繁忙季节，王其富烈士家的农活忙，乡武装部长柏基友就带领20名青年民兵把他家打麦子、插秧的活全包了下来，民兵们突击劳动了几天，使他家的麦子入了仓，秧苗下了田。烈士全家都很感动。三界镇李栋国烈士的父母因极度悲伤，不能正常料理家务。镇武装部一长徐柏松带几名民兵，日夜在他家操劳，帮助接待前来凭吊的人群。看到这些，烈士的父亲李钟同志感激地说：“我失去了儿子，尽管很悲痛，但从各级领导、人武干部和民兵的行动上，我得到了安慰。”

烈士为人民而死，人民优抚烈属，责无旁贷。6月27日，嘉山县人武部孟祥柱部长明确地对3位烈士亲属表示：人武部要带领广大民兵持久地搞好拥军优属工作，让失去亲人的家庭，能得到温暖。

6月下旬以来，嘉山县民兵成立了356个“学雷锋、送温暖”小组，活跃在全县军烈属家庭。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场全民性的拥军优属活动在这个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本文原载于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刘国庚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刘国庚是首都戒严部队某部通信团刁连排长，山东省莱阳市人，汉族，1964年1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少尉军衔。1989年6月组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刘国庚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沿途屡遭暴徒袭击。他迎着飞石，与企图纵火烧车的暴徒进行斗争，他的左臂和左手被暴徒砸伤，忍着伤痛，带车冲出重围，于4日凌晨按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侧。当他得知本单位还有3辆车遭破坏仍在途中被围堵、领导决定派人去拖车救人时，他自告奋勇，带上一名司机，抬起钢丝绳就走。他们突进到电报大楼附近，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被送往医院。刘国庚只身一人，面对疯狂的暴徒，毫无俱色，奋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牺牲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他的遗体吊在一辆大轿车上。此后，又被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剖腹。刘国庚同志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要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的钢铁誓言。

命令说，刘国庚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生。他当报务员时，是一名爱军习武、业务熟练的好战士;在院校学习时，是一名尊师敬教、品学兼优的好学员;当排长后，是一名以身作则、关心士兵的好干部。他所领导的排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他关心群众，乐于助人，生前为驻地716群众和战友做了大量的好事，深受大家爱戴。

命令指出，刘国庚同志是党的好儿子，是人民军队中的优秀干部，是广大官兵的典范。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祖国，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的顽强作风;学习他奋不顾身，援救战友的高尚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其富等六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烈士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旅战士，在1989年6月4日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惧艰险，惨遭暴徒焚烧，壮烈牺牲。班长王其富，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李强，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战士杜怀庆，河北省清河县人，1985年11月入伍，‘下士军衔;副班长李栋国，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H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王小兵，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班长徐如军，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牺牲后均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9时，正当部队准备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6名同志抢先报名，坚决要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他们与其他同志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仓库装好车，立即回返。在他们所乘车辆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被一伙暴徒围住，石块、汽水瓶、钢筋棍雨点般打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紧紧护住车上的器材。当车子绕过层层障碍，冲出包围圈返回时，战士们的身上已多处负伤。领导准备把他们留下，换一批人去送往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不顾领导劝阻，表示决不留下，坚持带伤将防暴器材继续前送。6月J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车辆途经翠微路口时，再次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717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在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战士。入伍后，他们努力学习，思想进步，立志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时刻牢记我军宗旨，处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热情为驻地群众和首都人民做好事，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爱军习武，努力克服家庭困难，自觉献身国防事业，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多次受奖。他们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受到战友们的爱戴和赞颂。

命令指出，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我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是全军干部战士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们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献身国防，尽心尽职的革命精神。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崔国政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崔国政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榴炮2连战士，吉林省辉南县人，满族，1968年l月出生，1987年1月入伍，下士军衔。1989年6月4日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惨遭暴徒杀害，光荣献身。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刁日凌晨，崔国政所在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区执行戒严任务。当部队车辆行至崇文门十字路口时，遭到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他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坚持宜传群众，怒斥反革命暴徒。在暴徒裹胁群众疯狂袭击干部战士的生死关头，崔国政身背冲锋枪，完全有自卫能力，但为不误伤群众，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被穷凶极恶的暴徒残害，又被烧上汽油焚饶，悬吊于过街天桥，壮烈牺牲。崔国政同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党和国家，弘扬了人民军队无私无畏的英雄气718概，戳穿了极少数人制造的谣言，唤醒了受蒙蔽的群众，使反革命暴徒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命令指出，崔国政是新时期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入伍后，刻苦学习政治理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严守纪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先后4次受到嘉奖。他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经常为大家做好事，为战友排优解难。他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经常为集体修旧利废，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牢记我军宗旨，爱人民如父母，对首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表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爱戴。崔国政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共和国的忠诚战士，是广大官兵的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为人民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严守纪律、格尽职守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马国选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马国选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6连班长、代理排长，河南省禹州市人，汉族，1967年8月出生，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2月入党，上士军衔。1989年6月3日晚，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多次遭到暴徒的残酷毒打，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6月5日光荣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马国选同志在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严守纪律，爱护群众，勇于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奉献自己的一切。部队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前一天，马国选同志的未婚妻正好来队，准备完婚。连队确定把他留下。但马国选以国事为重，谢绝领导的关心，毅然决然地随部队奔赴首都。在京郊集结时，他一方面组织全排同志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坚定捍卫党中央、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一方面带领大家广泛开展宣传群众、为群众做好事活动，自己免费为群众修理钟表，赢得了群719众的理解和赞扬。6月3日晚，部队接到向天安门广场紧急开进的命令，他对全排同志说:“现在是国难当头，党难当头，这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咱们要团结奋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在开进途中，他临危不俱，冲锋在前，奋勇解救被暴徒围打的战士，主动替体弱的同志扛弹药;他虽被暴徒用钢筋、石块、酒瓶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以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顽强的毅力，带领全排突破多处路障，冲破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不忘带领大家向天安门方向冲，微弱地喊出“冲啊!冲啊!的声音，直到停止呼吸。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命令说，马国选平时工作也十分出色。他入伍4年来，牢记军人的神圣使命，格尽职守，奋发上进，不怕苦累，见义勇为，乐于奉献。当战士是训练尖子，当班长是优秀班长，当代理排长带出了全团的先进排。他先后受团嘉奖3次，营嘉奖4次，连嘉奖15次。在驻地工厂、农村两处发生火灾和国家的粮库遭到水淹时，他曾3次与同志们一起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命令指出，马国选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全军指战员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要学习他牢记党的教导，以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觉悟;学习他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格尽职守，奋发上进，见义勇为，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锦伟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王锦伟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后勤处参谋，河南省太康县人，汉族，1962年生，1983年7月人伍，1985年l月入党，中尉军衔。1989年6月刁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
中，遭暴徒袭击，壮烈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王锦伟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4日凌晨，王锦伟带领一些战士押运弹药。当他们行至宣武区右安门南侧时，遭暴徒围堵袭击，他的左腿被砸伤。在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弹药随时都有被暴徒抢劫的危急时刻，他镇定指挥，忍着伤痛，带头扛起子弹箱，带领战士们改道太平街，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他冒着暴徒的疯狂袭击，一路上跑前跑后，不断鼓励战士们“要挺住，要跟上，人在弹药在!”在接近天安门广场时，他不幸被暴徒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锦伟生前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怕艰苦，勇挑重担，献身国防。1983年大专毕业后，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投笔从戎。1984年7月，他以全优成绩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连队工作。他学习刻苦，工作扎实，爱护战士，团结同志，干一行爱一行。当排长，是全团拔尖的优秀排长;当参谋，是团机关里的好参谋。入伍以来，先后6次受到奖励。命令指出，王锦伟是我军的好干部，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立场;学习他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过硬作风;学习他不计名利，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热血洒京城——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的臧立杰烈士

摘自《中国农垦》1989年第10期

作者：赵国春

按：亲爱的读者，在惊心动魄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您也许还记得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消息：“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今日上午10时左右，当我一支戒严部队自东向西开进，经建国门立交桥时，遭到来自建国门外公寓和路南楼上两个方向的枪击，造成我官兵死亡一人伤三人。这支部队被迫还击。”

经查实，这位为捍卫共和国而壮烈牺牲的烈士，正式黑龙江垦区嫩江农场入伍的新战士。他的英雄事迹，是北大荒的光荣，也是整个农垦系统的骄傲。

热血洒京城——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的臧立杰烈士

嫩江，这条北国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河流，它不仅滋润着北大荒的沃野，而且哺育了许许多多祖国的忠诚卫士。

臧立杰，这位在嫩江边长大，入伍才一年半的21岁的年轻战士，在6月7日首度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表明：他不愧为一名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不立功，我就不回农场”

1987年11月13日，北大荒忙里了一年的人们开始“猫冬”了。农场安静了下来，可臧立杰的心却很激动。

在场里召开的新兵入伍座谈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决不辜负场党委和家乡父老对我的希望。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组织和领导的光怀……”

“是啊！这孩子一定错不了。”在场的一些新兵家长议论着。谁都清楚，立杰，在上学时就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他参加工作才4个月，就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在场院装车，车下四个人装，车上就他一个人摆，可他二话没说……

临走前，他向家人和好友们表示：“我到部队后，一定要为农场争光，如不能立功，我就不回农场……”

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排头兵”

臧立杰入伍后，即刻投入了紧张的新兵训练。在一次单兵战术训练时，他正快速跃进，班长忽然下达了卧倒的口令。他毫不犹豫迅速卧倒，由于惯性大，身体在地上滑出了三米多远，左胳膊、臀部和腿部都被蹭破了，鲜血直流。班长让他休息，他说什么也不肯。一天下来，脱衬衣时，伤口和衬衣粘在一起了。

刻苦的训练，换来了优异的成绩。他曾两次代表全团新兵参加师里考核，均获优秀，还两次获得营嘉奖。训练结束时，他被团里树为“优秀新兵标兵”，并编入所在部队的尖子连队——红七连。第二年，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入伍一年多，他勤奋学习，积累了3本资料，写下了近6万字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去年3月17日，团里举办了“话家乡风貌、谈改革成果”演讲会，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他用改革开放给农场带来巨大变化的事实，给干部战士做了《改革开放使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官兵的热烈掌声。

仅一年多时间，臧立杰先后6次见义勇为，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去年，连队在大庆市喇嘛甸执行军农生产任务时，他主动协助地方搞好治安保卫工作。夜间连队组织巡逻队，经常“蹲坑”抓坏人，他每次都走在前面，一干就是大半夜。这期间，他和地方治安人员一起先后抓获了4名小偷和两伙赌博分子，缴获赃款，赌资4400多元。

元旦前的一天晚上，大庆石油学校的女学生甘宝霞到她舅家串门。下车后由于天色已黑，加上刮风下雪，小甘迷路不得已求助于部队帮助。臧立杰主动和另一名战士顶风冒雪帮小甘找到了舅舅家。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小甘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又特意在大庆市广播电台点了一首《献给亲人解放军》的歌曲。他被战友们誉为“排头兵！”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这次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前，他向连长和指导员请求：“进京后，一定要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请连里放心，我绝不会给咱红军连丢脸，争取扛回一面红旗，为咱连在‘军事博物馆’里挂的三面红旗增辉。”

部队进京后，他反复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平息动乱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农民贡献的是汗水和粮食，工人贡献的是优质的产品，科学家贡献的是知识和智慧，军人贡献的的是热血和生命。在这场斗争中，我要用青春和热血来填写我的青春履历表。”

在进城路上，部队遭到反革命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堵，为保护武器弹药的安全，他主动要求与战友背负弹药徒步前进。行军途中，他身背几十公斤的弹药，冒雨到达指定位置，而自己的行李却被歹徒烧毁。

6月7日，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初步平息，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不甘心失败，对解放军进行疯狂报复。当天上午，军政治部录像组要到大北窑录制暴徒烧毁军车的罪证。没等别人把衣服穿好，他已经把枪拿到手中，车长看他态度坚决，便同意他随车警戒。

汽车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时，一小撮坏人利用高层建筑做掩护，突然从两个方向向汽车开枪设计。臧立杰当即举枪还击，他枪中的30发子弹只打出19发，就不幸中弹牺牲。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黑龙江的硬汉子，仍身靠护栏，身体挺立，紧抱冲锋枪，双眼怒视着敌人。

“一定要继承哥哥的遗志”

臧立杰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到部队，全连官兵为失去这样一个好战友而悲痛。战士们纷纷向师、团委递交了请战术，决心向臧立杰学习，为人民立功，为战友报仇。

消息传到了他的家乡农场15队。家乡的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以多打粮、多交粮的实际行动来向烈士学习。

黑龙江省邵奇惠省长会见了烈士亲属。在会见中他对臧立杰烈士的父母说：“我们特别感谢你们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了这样一个好青年。臧立杰烈士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英勇牺牲，体现了当代青年的风范，我们要号召全省人民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臧立杰的父亲、57岁的退休老职工臧双喜，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泪花。他说：“立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牺牲了，我们做父母的悲痛的同时，又感到自豪，家乡人民也为他自豪……”。

6月26日下午4时，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臧立杰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6月28日，烈士的妹妹臧立华，接过了哥哥的冲锋枪，她表示：“我是为完成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而来的，我一定要继承哥哥的遗志，为捍卫共和国的旗帜再立新功。”

安息吧！臧立杰。

奔腾吧！嫩江水。

刘晓波的“光荣”

摘自《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9期
作者：伍驰

这次动乱中自称“黑手”的刘晓波有一句名言：“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刘晓波居然也会谈论什么“光荣”的问题。

我们知道，刘晓波做事，历来是不顾什么脸面的。

他的主张是：“我的文学观就是没什么理性可言”，“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

在回答”为什么要演讲”的问题时，他赤裸裸的说：“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别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
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谈什么光荣、耻辱？

要理解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得顺着刘晓波的思路看一看。

原来，这是一群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信徒，“有钱就有一切”，自然也就有了“光荣”。

他们所以会以“挖祖坟”为荣，就因为祖坟里有值钱的东西，又有肯出大价钱的买主。所以，爱国、叛国，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能卖国。能卖出好价钱，他们就得以了，就觉得“光荣”了。

买主，也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什么肯出好价钱呢？他们看上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里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1亿人口的市场，的确是一块大肥肉。我们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分子想一口把我们吞下去，办不到！

如此看来，真正值钱的，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卖国贼的所谓“光荣”，沾的仍然是祖国的光。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殖民地，他们不需要再花钱买了，刘晓波、方励之这些卖国贼也就一文不值了。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的面目被揭露了，失去了欺骗人民跟着帝国主义阴谋跑的功能，因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卖国的功能。就是说，他们主观上想卖也卖不成了。

但是，他们还可以有一点“光荣”，这就是被帝国主义者当作社会主义中国违反“人权”的标本。为了发动反华的鼓噪，还需要不断地给他们加上“民主斗士”之类的桂冠，这也算是“光荣”吧。

可惜，按照刘晓波们从他们的主子那里接受的价值标准，这一类“光荣”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换不到钱，那就只能算是耻辱了，地地道道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