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舆论宣传对大学生的影响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报纸与大学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986年12月发生的部分高校的学潮,今年4月至6月震惊国内外的北京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前后波及一些城市的动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与报纸、电台的错误导向有关。痛定思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报纸是大学生的路标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页)列宁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最近几年,我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显得软弱和乏力。表现在报纸宣传上,一方面是轻视对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持;另一方面是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和有效的批判。

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报纸的:它宣传什么,反对什么,不仅仅是编辑部本身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党的立场。可是,近年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比较多的报纸,把办报的党性原则不是曲解了,就是放弃或淡化了,这就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了绿灯,使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文章,在大学生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报纸像路标一样,把大学生成长的道路给指歪了。结果,使政治方向出现严重偏差(这里也有高等教育本身的严重问题)。

路标,是人们踏上征途寻找正确方向的指南。报纸的路标作用,体现在编辑方针和办报思想上。学潮和动乱之前,有些报纸刊登的文章或言论,很少考虑对青年人和社介产生怎样的效果,而常常以“客观、公正”自诩,不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作风,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部分大学生从报纸上寻找根据,从社会现实中挖掘和夸大阴暗面和全方位信息,这就很容易触发事端。联想到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有好多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正像一些大学生说的,我们的爱国热情,骤然间全变了。反思之后,才发觉我们不仅被坏人利用了,也被有些报纸、电台、电视的舆论蒙蔽了。他们说:我们只想到当初的爱国热情,没有认真地考虑社会是复杂的,事情发展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吞食了苦果,我们承认有缺点、弱点和不足,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可是,我们要说,有些报纸、电台、电视也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错上加错。据对一些大学生的心态调查,他们不愿意接受反革命暴乱这样一个事实。可是,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承训.,反革命暴乱又确实发生了。一些大学生痛苦地呼喊:我们好悔啊!

笔者曾经通过漫谈的方式,了解我院17分大学生对报纸的兴趣。在37名学生中,平时关心《人民日报》的有7人次;关心《光明日报》的有13人次,关心《中国青年报》的有17人次;关心《报刊文摘》《文摘周报》的有25人次。今年北京学潮期间,我院同学跑图书馆阅览室看报纸的人数骤然增加许多倍;在学院阅报栏前看报的人数一时无法统计,看电视新闻的更是空前。这反映出,大学生在选择政治方向时,还是愿意倾听党的声音,愿意接受报纸指导的。报纸的路标作用,在实践中应当担负着特殊的正面教育的职能,但是,在学潮期间,某些新闻媒介却作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使许多大学生产生误解,出现了相当的偏激情绪。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报纸是大学生观察社会的窗口

报纸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它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许多大学生正是从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了社会并借以作出判断。最近一两年,一些报纸在报道有些国内外情况时,由于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往往以孤立的事实或某个新颖的论点为据,就轻易下结论,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大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记得《文摘周报》刊登过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就把中国人的缺点说得不实、不准,而且过于刻薄。在大学生中间反映强烈。不能认为登这样的文章,报纸宜传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搞一国两制,两种制度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人们的伦理道德,对社会事务的看法,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人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报纸能有更多的激发青年学生奋发向上,面对困难为国分忧的文章啊!

我们每每赞扬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生动、具体,青年人结婚都要去烈士陵园献花,而且出于自觉自愿,这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常规。在我们的国土上,长眠在不同省区的先烈数以千万计,为什么我们不能弘扬自己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我们的青年人不苏联的青年那样?这除了教育目的、教育条件、教育方法、教育手段诸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左”的错误时,许多优良的作风,优良的传统,也遇到了不正确的否定或批判,使人们无所适从。而形成正确有效的社会奥论,不能没有报纸这个窗口。

有人说,报纸要创新,就得增加可读性,就得活跃。而活跃就得有知识性,趣味性。当然,报纸要办得活跃,固然离不开知识性、趣味性。但知识性、趣味性从来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寓教于乐,也是有条件的。有段时间,某些报纸的趣闻,代替了严肃的社会生活,有的晚报、不定期小报,互相转载、引用,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报纸,俨然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都市生活。各种社会新闻,特别是不宜青少年阅读的社会新闻见诸报端,不仅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而且也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这样的办报思想,那里还谈得上报纸的党性原则呢?

党的报纸,历来重视宣传教育,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报纸宣传,应当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声,给人以激励、鼓舞、警醒和力量。绝不应当片面夸大某些问题,或缩小某些间题。我们的报纸,应当时时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任何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那伯是极微小的失实,都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特别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求知、求真的心理。

报纸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应当客观、真实地向大学生敞开最美好的东西,同时批评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各种丑恶现象,使报纸在青年人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信任度。这是十分重要的。

1986年发生的那次学潮,参加者多半是大学生中的低年级学生,年龄不过20岁左右。这次北京学潮,卷进去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心理素质和应变情绪方面,与1986年参加学潮的大学生,有某些相似之处。报纸上某些文章的影响,所谓民主、自由的诱感,对他们具有身不由己的吸引力。这些年轻人,社会阅历不多,又非常崇拜学者、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学得比较肤浅,某些时侯又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报纸为他们提供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佳品,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怎么能不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向党发出错误的呼喊呢?一些大学生,可以把孙中山“天下为公”证章别在胸前,却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漠然、冷淡,在要求民主时,他们可以声泪俱下,但在听从政府劝告、遵守纪律方面,却不是那么情愿,他们在群体中大呼爱国、人民至上,但毕业分配时,不少人却根本不想去边远、落后的地区扎根基层,埋头干一番事业。他们把党和政府看得大小,而把自己看得又太高太大。这不能全怪他们。怪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失误。报纸作为教育的参与者,教育的直接窗口,形成这种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的反差,我以为也是有贵任的。我们有些报纸不是批评过大公无私吗,不是批评过雷锋精神吗,不是张扬过台湾的经济起飞、香港的万家灯火吗?这种脱离实情,粉饰资本主义世界畸形经济的作法,又怎么能使青年大学生由衷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呢!

报纸宜传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签本原则

党的十三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不可分割。对于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倒退回去,谁也不愿意,也比较警惕这件事。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这次学潮,更集中地暴露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彻底、一贯,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使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但是,从产生学潮、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我们汲取1986年学潮的教训,报纸宣传结合党和国家的实际,多宣传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客观困难多释疑,教给人们分析问题和克服困准的办法,情况就要好得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传家宝,也是我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可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自觉不自觉地认票子、认关系,不认法律,不愿受法律的约束。过去见诸报端的高消费的宣传,对城市生活、农村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少家长抱怨,一个大学生月消费动不动就是上百元,甚至百元以上。连大学生自己都说,一想到从手中流走的票子,实在愧对双亲。现在,个人享受的教塑,不顾自己的工资收人和购买能力,哪怕举债,也要把高档商品弄到手。互相攀比,人的胃口被吊得老高。此风一开,艰苦奋斗的作风锐减。我们党在根据地时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艰苦奋斗作风,只在党史上才有那么几页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不是很多了。

有的报纸宣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听起来动听,实际上片面性、绝对化。在人民军队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战士默默无闻,平凡而又伟大。何曾想过当将军,他们在自己的脚下走出一条光耀中华的人生之路,比将军们肩上的金星并不逊色,他们通过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忠于军人的职责,使自己成长为合格的士兵、基层干部。人生途程,熠熠发光。在危及共和国的安全时,就是面对死亡,也要严守纪律。戒严部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是明证。

报纸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十三大两个基本点的宣传,一个时期也不能令人满意。大学生们接触这样的报纸,能给自己增加多少动力?就是一些以民主、自由为题的所谓“理论研讨”,“大胆探索”,也离国情、民情和四项基本原则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政治气候
下,一些大学生们出现思想混乱,也不足为怪了。

当然,我们的报纸不是天天刊登有片面性、绝对化的文章,更不是都登有错误、缺点的文章,甚或并不是自觉地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供版面。但作为路标和窗口,作为新闻流向的“集散地”,报纸在宣传时机问题上的失误和错误导向,应引为鉴戒。特别是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颇有影响的几家报纸,一段时间里的错误舆论导向,助长了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新闻媒介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不能低估。这个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读者,特别是大学生们。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宣传正确的东西,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是社会的重要论坛,它并不亚于大学的讲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启示我们,办报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尤其要把握宣传舆论对读者的影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曾经用很多精力为党报撰写文稿。他们把报纸看作曙光,看作希望,就在于报纸是最广泛地传播着真理,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时过几十年,每每读到《可爱的中国》,看到这些诗篇,仍使人为之动情。时光流逝,信仰永存。当我们党洗涤十年动乱的身躯,对毛泽东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充满信心时,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切善良的、正直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给予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根本的教训是我们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立党之本。它有精确、充实的理论,生动、广泛的内容。作为报纸,有责任把真理与谬误分辨清楚,给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和事实的报道。

人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地、认真地“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斯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注:本文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铁道学院党委宣传邵部长)

2009年4月2日星期四

为了记下历史性的场面——记戒严部队某部新闻干事魏厚敏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虽然我和魏厚敏同志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在一个星里睡过觉,在一张桌上写过稿,可这次要写他倒真有些为难:一来在最关键的几天,我没和他在一起,二来他又总是一口一个“还是多写写平暴一线的同志”。好在许多同志积极地给我提供素材,他又发了35篇稿子,两下一结合,拉出这一小文。

魏厚敏在部队新闻干事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七八个年头,这其间,他采写过的对象一串串,他写过的稿纸一叠叠,他刊登的稿子剪贴一本本。像他参加采写的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雷锋式的战士”崔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我国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的现代化风采、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稿件,都给读者和同行留下过较深的印象。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又一次奋力笔耕,或“放单飞”,或与他人合作,采写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映戒严部队官兵风范的稿件,如棍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捣毁“女神”像实录》《危难见真情奋勇救战友》等。这些稿件体现着他临危不俱的勇气、不伯疲劳的精神、存真求实的风格。

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采访

5月下旬,魏厚敏接到了部队戒严指挥部的电话通知: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当时,北京市的形势巳经比较严峻,几天前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被一伙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割堵截在各个路口,他们不但对军队断水、断食,而且还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官兵。官兵们只能站在车上,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成觉。有的战士上厕所时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宫兵们饿了、渴了、困了,口鼻流血、腹月发烧、甚至晕倒。此时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尽日常生活,到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但魏厚敏却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想:执行戒严、制止动乱,是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重大决策,作为一名军人,作为戒严部队的新闻干事,我有责任及时地把执行戒严的情况报道出去。头天下午接到命令,第二天下午,他就冒着风险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魏厚敏坚持深人到戒严一线休验、观察和采访。从5月23至5月31日的短短8天多的时间,他就深人到戒严部队6个临时宿营点,同官兵面对面交谈,采写发表了某部“爱民模范连”发扬爱民传统、某部一日生活井然有序、千方百计安排好戒严部队官兵生活等7篇稿子,及时报道了部队的精神风貌,宣扬了戒严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6月3日晚,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领导上原来没有确定让他随前指行动。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离出发只有15分钟,他当即进行了简单的准备,就随李主任和宣传处长一起乘车赶往部队前指位置。他说:“部队到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这个历史性的镜头是不能再现的。作为一名新闻干事,如果不亲临一线记录下历史性的扬面,事后将无法找到这些珍贵的材料。”晚8时30分,当他跟乘的车辆驶过公主坟大转盘时,十里长安街上一片嘈杂,一小撮暴徒四处造谣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阻塞街头,主要路口布满了用水泥隔离墩、铁栅栏、电线杆和各种车辆设置的层层路障。部队刚一出发,一根根木棒、钢筋,一块块石头、砖块便从道路两旁向部队袭来,魏厚敏同部队前指首长所乘坐的吉普车也遭到了暴徒们的袭击,但他从容镇定,毫不胆怯。他一边观察险情,一边观察道路上的情况:暴徒们是怎样拦堵部队的,是怎样袭击殴打解放军官兵的,是怎样破坏军队装备的,是怎样放火烧毁军车、公共汽车的,指战员们又是怎样以无畏的气概、威武的阵容向前推进的,都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些重要的情况,还掏出采访本记上几笔。

行至军事博物馆,由于少数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打砸阻袭,致使部队部分电台损坏,部分通信联络中断,上级的一些决定、指示急需传送。魏厚敏在没有带任何防身器材的情况下,冒着横飞的砖头、石块,只身徒步往返于开进的车队之中,及时地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又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魏厚敏顾不得一路的劳累,继续进行观察采访。部队怎样拆除“女神”像,怎样抓获“高自联”常委郭海峰,广场上的部队是怎样在没向学生开枪的情况下进行清场的,等等,他都亲眼所见。

由于魏厚敏临危不惧,亲自参加了“6•3”开进和目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所以,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很快和其他同志一起写出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6月3日,十里长安街鸟瞰》《捣毁‘女神’像实录》《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等稿子,很抉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刊用,及时报道和宣传了戒严部队威武雄壮,文明执勤的动人事迹,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快!快!快!

魏厚敏在戒严中采写稿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为了使稿子早一天、早一小时、早一刻钟发往报社,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说:“一般的新闻报道还要求有很强的时间性,何况这次报道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重大政治斗争,采写更应该及时,迅速。"

6月4日、5日,他在天安门城区戒严部队临时住宿点采访,当看到戒严部队官兵文明执勤,秋毫无犯的感人场景时,当即赶写了《戒严部队某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用实际行动密切军民关系》的稿件,冒着上街随时遭打被袭的危险,连夜送往戒产指挥部新闻中心。这篇稿件先后被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报纸、电台采用。6月8日,他下部队了解倩况,发现驻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干部、战士,舍不得在柱子上钉一个钉、在宫殿里吸一支烟,立即动手写了《戒产部队官兵精心爱护国家文物》一稿,送到了报社,连中午饭也耽误了吃,很快被解放军报刊登。

6月17日上午,他从某师上报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个保卫干事王强在“6•3”开进中勇敢、机智地‘抢救了100多名战友的线索,立即前去采访,也是在当天,就把《勇敢机智救战友》的稿子发往了报社。

请看他对山东一位农民千里迢迢慰问戒严部队的报道的时间表:

下午3点,那位农民和全家4口人乘着一辆卡车赶到戒严部队,把一车西瓜、蔬菜送给指战员。

5点50分,魏厚敏听到了这个消息,
6点20分,赶到了现场进行采访,
6点30分,开始动手写稿,
6点55分,出发送稿,
7点15分,他把稿子送到戒严指挥部新闻中心。

可想而知,他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6月18日,魏厚敏和其他3位同志接受了反映戒产部队某部6月3日夜晚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的采写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既要写出一小撮暴徒的器张气焰,又要写出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气概,既要写出部队整体的气势,又要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速度,这确是一项高标准的任务。而当时的条件比较差,近百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白天,打电话声、报告声、讲话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进进出出的关开门声,混在一起,使人很难静下心来写稿。到了晚上,几位同志奸声如雷,交替起伏,又影响写稿。一些同志开着灯睡不着觉,这里也木便加班写稿。怎么办,他们几个一商量,提了一包方便面,到北京西山一间偏僻的小星躲了起来。渴了,喝一口开水,饿了,煮一袋方便面,几乎两天两夜没睡觉,硬是把长达6000字的通讯《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的稿子写了出来。当他们带着稿于返回部队驻地时,人们发现他脸色发黄、眼睛发红,身体明显地瘦了一圈。不久,这篇报道,就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刊用了。

用事实去粉碎谣官

魏厚敏同志深深懂得:自己不光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军队政工干部。这就要求自己在这场特殊的政治斗争中不能赶潮流、随风倒,而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努力宣传党和国家的决定、命令,用铁的事实去揭露谎言,用活生生的事实向人民进行宣传。

为了澄清“解放军进城是为了镇压学生”的谣言,魏厚敏参加和组织采写了10余篇戒严部队“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报道。他参加采写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开路先锋》《雄师东进夭安门》《戒严部队某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发扬爱民传统、处处爱护群众》等报道,摆了大量的事例,如解放军官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临死亡威胁,手中有枪不开枪等等,使少数暴乱分子散布的“解放军进城是为了镇压学生”的谣言不攻自破。

为了粉碎“戒严部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坦克把学生压成了肉饼’”等谎言,他和另一名同志以目击者、清场者的身份写出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国内外许多报纸、电台刊播。对侯德健怎样与部队代表谈判,学生们对“撤离”‘坚持”的表决,学生从广场东南角方向撤离,部队用威摄、簇拥的方法迫使滞留在广场东南角的一部分学生撤离等,都作了如实的报道。文章还明确地回答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清场前为什么灭灯”、“清场为什么使用坦克、装甲车,’、“清场后为什么广场起火冒烟”、“清场中广场为什么传出枪声”等一系列问题,使一些阴谋分子的谣言大白于天下,教育了群众,孤立了敌人。

在采写粉碎谣言的事实的报道中,魏厚敏总是十分认真地对待每一篇稿子,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力求使文章准确无误。

在采写王其富等六位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六烈士英灵长存》的报道时,他感到车是怎么翻的,火是怎么起的,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搞清。他亲自到烈士所在部队找当事人调查,确实证明车是被暴徒设置的钢板钉扎破、左后轮胎没气、暴徒又往汽车上扔嫩烧物引起车体后部起火后才翻的车。写出刊登后,给“车完全是自己开翻”的谣言,以一记有力的耳光。

在《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一稿的某一段里,需要写出戒严部队某部被暴徒打伤的人数,重伤多少人,轻伤多少人,有多少装甲车和轮式车辆被烧坏,有多少车辆玻璃被砸碎,而自己掌握的数字都是在刚刚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形势仍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报上来的。数字是不是准确无误?有无漏报?魏厚敏又将这些数字一一多方查对,取得了更加准确的数字,才
开始写稿。

在随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70天时间里,魏厚敏同志写稿41篇,刊稿35篇,平均两天就有一篇稿子见报,短的二三百字,长的六七千字,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实行戒严、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歌颂了戒严官兵英勇无畏、勇于献身、忍辱负重、热爱人民、遵纪守法的先进事迹,抨击了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的谣言,为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积极贡献。如果用“止乱平暴第一笔”形容他有些夸张,用“止乱平暴笔一支”形容他,是绝不会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