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重拾

国务院给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的慰问信

2010-05-16T20:52:00.003+08:00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9期

亲爱的北京戒严部队官兵同志们：

为了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保卫要害部门和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你们奉命来京执行戒严任务，你们辛苦了！国务院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你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你们连日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得不到休息，不怕苦，不怕累，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在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阻和少数不法分子殴打时，你们顾全大局，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忍辱负重，严守纪律，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你们发扬我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主动、耐心地向人民做宣传、解释工作，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特殊条件下拥政爱民的新篇章，为恢复首都秩序，稳定北京乃至全国的局势作出了很大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实践再一次证明，你们无愧为人民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无愧为忠于党和人民的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党和政府感谢和信任你们！人民理解和支持你们！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致信慰问你们，希望你们在执行戒严任务中努力学习，认清责任，旗帜鲜明地同极少数人的阴谋作坚决的斗争，希望你们不怕困难，百折不挠，严明纪律，执行政策，文明执勤，加强团结。这些要求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殷切期望。北京市政府一定会做好解释工作，教育群众热爱人民子弟兵，并采取有效措施，从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提供便利条件，配合你们执行戒严任务。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京戒严部队全体同志一定能不负众望，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戒严任务，为结束混乱状态，维护安定团结，促进改革和建设作出新贡献。

国务院
1989年5月25日

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

2010-04-18T12:16:00.008+08:00

摘自《瞭望周刊》，1989年第17期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了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谦虚好学、顾全大局、艰苦朴素的高贵品德。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关于学潮的研究

2009-05-10T02:50:00.005+08:00

摘自《中国青年研究》1989年第2期

作者：蒋效愚

从1979年的民主墙，到1980年的竞选；从1985年的北大“九•一八”到1986年底的全国学潮；从1988年的北大柴庆丰事件到南京河海大学的风波……，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学潮时有起伏。既然学潮不是偶然事件，既然学潮的爆发从一定意义上说。带有不可避免性，既然学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就有必要对学潮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学潮的定义

对于学潮的定义，有的人从社会矛盾角度出发认为，学潮是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和观念冲突在学生群体中的外化表现。有的人从学潮自身运动的状态和影响出发认为，学潮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具有较大规模和社会影响的，以自发形式出现的。针对政府或当局的抗议性活动。有的人表述为，学潮是指政治性的，形成一定规模，越出校园范围之外，波及社会，在当地或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的学生游行、示威、集会、罢课等活动。还有的人从政治学角度。把学潮定义为“为了一定的社会（或集团、个人）利益或代表一定的社会（或集团、个人）利益的政治的或表现为政治的学生群体行为。”

我的看法是，确定学潮的定义应考虑到“主体”、“客体”和“过程”这样三个要素。具体定义为：学潮是学生为了一定的利益（社会的或个人的）和目的（社会的或个人的）而采取的，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行为的过程。

二、学潮的阶段和特点

1. 酝酶阶段：这是学潮的前期准备阶段。一般酝酿阶段常会出现这样五大现象：a舆论倾斜（或社会舆论，或校内舆论）；b活跃人物出现；c矛盾（社会矛盾或校内矛盾）积累加重；d热点间题逐步形成；c日常的学生事端或一般的学生事件增多并出现转向苗头。酝酿阶段虽然常出现这五大现象，但一般来说还带有分散性、模糊性和局部性的特点。所谓分散性是指学生的事端分散在各校，没有形成串连。所谓模糊性或说非政治性是指事端起因多为伙食、卫生、治安等具体矛盾，直接的政治性动因还不明显或不突出。所谓局部性是指事端或矛盾在此阶段多还是出现在局部范围、解决在局部范围。

2. 爆发阶段：这是学潮的兴起阶段。一般爆发阶段的形成大体需要至少三个条件：a“领袖”式人物出现。不管是社会上的精神领袖，还是校内学生活跃分子当中产生的骨干分子或小“领袖”。这两者之间，光有前者而没后者还不能爆发学潮，而光有后者没有前者有时却也照样爆发；b学生的情绪积累逐渐集中在某个问题或某一、二个间题上，形成校内、校外、或校内外结合的“高压区”；。有适当的、可供使用的导火索。这三个条件应该说互为条件。往往互相促进，但缺一不可。1986年12月4日，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游行成为那年学潮爆发阶段的标志，大体就是上述这种情况。1988年6月2日北大少数学生赴公安部的请愿以及6月4日夜以后政治升温现象也是如此。爆发阶段一般来说具有一定的突然性、盲目性和比较清晰的目的性。所谓突然性是指学潮虽然在酝酿阶段已经蕴育着，但究竟何时、何地、在何问题上爆发还是未知数，因此真正爆发时仍带有突然色彩。所谓盲目性是指学潮爆发时多数学生的行为是盲目的。所谓比较清晰的目的性是指学潮兴起时的主要倾向、矛头所指是清楚的。在爆发阶段如果处理及时、得当，仍可控制住学潮，不致形成连锁反应。

3. 高潮阶段：这是学潮的扩散阶段。一般高潮阶段的形成至少需要四个条件：a有公共的情绪积累做基础。b有适当的传播渠道、方和手段为媒介；C有一致的价值标准和利益取向为动力川有鲜明的政治口号或简明的是非判断做号召。高潮阶段一般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广泛的联动性，并伴随着不好控制的破坏性。比如86年学潮中，上海等一些地方学生都冲击了、国家政府机关，阻碍交通。影响了正常社会生活和治安秩序。

4. 平息阶段：这是学潮的结束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一般平息阶段主要依靠这样四个条件才能控制住局面：a决策机关旗帜鲜明，坚决果断，b舆论转向、不帮倒忙；c有关部门大力协同，积极疏导，解决问题，软化矛盾；d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住“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次学潮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最后间题的解决基本上是依靠这四“管”齐下平息的。平息阶段一般带有形式上的迅速性和深层内核的缓慢性特点。即从外表，从形式上看学潮平息很快，甚至有些突然，但在学生思想深处，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沉淀在那里，有待长期的思想工作去慢慢溶化。

三、学潮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学潮做多种分类。从规模上可以将学潮划分为全国性学潮、地方性学潮和校内学潮。从性质的某一方面来说。可将学潮划分为政治性学潮和非政治性学潮等等。

我觉得从学潮的主体意识角度去分析，可将学潮划分为社会意识型和自主意识型两大类。所谓社会意识型学潮是指那些为了社会的利益或自认为是代表了社会的利益，试图解决社会公众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而兴起的学潮。所谓自主意识型学潮，是指那些为学生自身利益，试图解决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矛盾和冲突间题的学潮。社会意识型学潮以社会功利为目标。自主意识型学潮以学生自我功利为目标。1985年北大的“九一八”.1986年底的全国学潮都是社会意识型学潮。而有些地区和学校为解决校舍被占，学生被打、被杀等问题而出现的学潮是自主意识型学潮。1988年6月北大柴庆丰事件，严格讲6月2日晚的游行和去天安门、公安部请愿，还是自主意识型的学潮。后来，自6月4日以后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一般邢事案件引起的自主意识型学潮向社会意识很强的政治事件转化，向社会意识型学潮演变。判断这两类不同的学潮、可以从他们的主要宣言，行动口号，提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类别去区分。这两类学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转化间题。自主意识型学潮一般多发生在局部地区，知名度不高的一般性的高校或说“第二、三世界”的高校，它的目标也多半是比较具体、单一的。而社会意识型学潮，则多易发生在较大范围或说容易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一般容易由知名度较高的重点高校挑头，它的目标往往是抽象的、宏观的问题。这类学潮的产生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矛盾积累做为基础，而自主意识型学潮则可能从一个学校内部，一个矛盾间题的积累引发。社会意识型学潮一般容易在重大纪念日、节日期间爆发，或者是在重大事件之后兴起。而自主意识型学潮则一般随时可能爆发。自主意识型学潮处理不当，很容易使学生不满情绪的矛头由对校方或某一个具体部门而转变为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不满，也就是说转变为社会意识型学潮。但社会意识型学潮很难再逆转回自主意识学潮。如果说想把社会意识型的学潮再控制在一定范围，转化为自主意识型学潮，这中间需要高度的工作艺术和相当条件的配合才成。

四、学潮的原因

我认为从社会平衡论的角度看，学潮是社会矛盾与冲突在薄弱环节上的爆发与突破。

1. 学潮是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在学生身上的综合反映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社会大系统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产生，有的被消化掉了；有的被平衡制约住了，既不能发展，又暂时不能被消化；有的沉积下来；有的不断膨胀、发展，逐渐形成社会上的“高压区”。值得担扰的是社会高压区的存在和不断积累。这种高压区也是动态的，它在社会上不断地流动和转移。最危险的是这种高压区一旦转移到社会结构当中的薄弱环节，就有可能超过薄弱环节的承受能力，爆发开来酿成事端和动荡。

纵观这几年的学潮，有哪些高压区容易在学生中引起共鸣和同步振荡以致爆发学潮呢？我认为主要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校内三个间题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包括民族情绪）与社会责任感的校外三个问题。所谓校内三个问题是指：a学习上的高压区。学生往往对教改不满，嫌进程太慢，学用脱节，甚至学了也无用，社会上没人要，分不出去；抱怨教材陈旧，教学方法太死板：指责教学设施太差，这些形成对学生学习上的高压区。b生活上的高压区。这些年由于高等教育发展太快，物价上涨太猛，学校办学经费太少，招生人数又太多，形成校内生活全面紧张。食堂伙食质差价高，卫生不合格，服务态度不佳，宿舍过于拥挤等等，这些形成对学生生活上的高压区。c环境上的高压区。文化设施寥寥无几，运动场所破烂不堪，业余生活枯燥无味，校园治安侮况愈下。这些形成对学生环境上的高压区。所谓校外三个问题是指：a思想上的高压区。社会思潮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形成思想上的高压区。一般在爱国、民主、自内这样几个问题上容易积累。比如爱国主义的感召，我们的学生是可爱的，绝大多数本质是爱国的。一遇到爱国主义这个古老而又在当前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学生往往容易激动。甚至有时在冲动之下不乏片面理解和盲目行动的偏颇。再如对民主自由的想往和追求。民主自由问题几乎成了学潮永恒的主题之一。青年人单纯热情.对美好的东西充满向往和追求。但由于缺乏阅历，往往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甚至有时用理想主义的空想来裁判现实生活。当这种超高的理想和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就容易受抽象理想和追求的左右，用异常行为和情绪渲泄的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b社会丑恶现象的高压区。青年学生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党风不正、官倒、分配不公、脑体倒挂、腐败现象等等，面对这些丑恶现象，青年学生疾恶如仇，遇有合适的导火索就象一堆干柴，随时有可能燃烧起来。c特殊事件的高压区。国内外如果遇仁突发的、重大的事件，而青年学生一时理解不了或接受不了，心理严重失衡，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冲突、对立以致爆发学潮。校内外的这六个高压区基本上是这些年来大大小小学潮闹起来的突破口。

2. 学潮是社会矛盾的高压区在学校或社会结构薄弱环节上的突破与爆发青年学生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活跃、最不稳定、最少经济制约的一部分。社会矛盾的高压区之所以易于在大学生这里突破和爆发，除了与大学生的经济、社会地位有关外，还与大学生自身的下述特点和局限有直接关系：a心理上的优越感和经济上的自卑感共存。相当多的大学生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自视甚高；一方面又感到经济地位低下，知识贬值，甚至有的对社会产生恐惧感。这种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的状况.就使得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变成一股不可琢磨、难于驾驶的神秘力量。b有限的社会经历和素质，与过高的救世心理并存。一方面大学生阅历简单.缺乏基层实际工作与生活的磨炼；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却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自认为手中掌握救世济贫的良方。大学生社会阅历简单的自然状况决定了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种经历与心理的不平衡往往表现为有些学生政治上的简单和不成熟。c脱离实际的纯理性思维和简单激进的实践行为方式并行。一方面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国情，很容易形成片面偏激的看法。另一方面，急于求成，简单激进，也容易造成一种盲目冲动的行为。这种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断裂，为不断的学潮埋下了伏笔。

五、学潮的对策（略）

蒋效愚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副教授。该文完稿于1989年2月，为提交全国第四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论文，获“五四运动与青年运动”征文一等奖。

舆论宣传对大学生的影响

2009-04-27T11:38:00.003+08:00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报纸与大学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986年12月发生的部分高校的学潮，今年4月至6月震惊国内外的北京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前后波及一些城市的动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与报纸、电台的错误导向有关。痛定思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报纸是大学生的路标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页）列宁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最近几年，我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显得软弱和乏力。表现在报纸宣传上，一方面是轻视对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持；另一方面是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和有效的批判。

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报纸的：它宣传什么，反对什么，不仅仅是编辑部本身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党的立场。可是，近年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比较多的报纸，把办报的党性原则不是曲解了，就是放弃或淡化了，这就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了绿灯，使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文章，在大学生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报纸像路标一样，把大学生成长的道路给指歪了。结果，使政治方向出现严重偏差（这里也有高等教育本身的严重问题）。

路标，是人们踏上征途寻找正确方向的指南。报纸的路标作用，体现在编辑方针和办报思想上。学潮和动乱之前，有些报纸刊登的文章或言论，很少考虑对青年人和社介产生怎样的效果，而常常以“客观、公正”自诩，不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作风，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部分大学生从报纸上寻找根据，从社会现实中挖掘和夸大阴暗面和全方位信息，这就很容易触发事端。联想到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有好多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正像一些大学生说的，我们的爱国热情，骤然间全变了。反思之后，才发觉我们不仅被坏人利用了，也被有些报纸、电台、电视的舆论蒙蔽了。他们说：我们只想到当初的爱国热情，没有认真地考虑社会是复杂的，事情发展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吞食了苦果，我们承认有缺点、弱点和不足，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可是，我们要说，有些报纸、电台、电视也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错上加错。据对一些大学生的心态调查，他们不愿意接受反革命暴乱这样一个事实。可是，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承训.，反革命暴乱又确实发生了。一些大学生痛苦地呼喊：我们好悔啊!

笔者曾经通过漫谈的方式，了解我院17分大学生对报纸的兴趣。在37名学生中，平时关心《人民日报》的有7人次；关心《光明日报》的有13人次，关心《中国青年报》的有17人次；关心《报刊文摘》《文摘周报》的有25人次。今年北京学潮期间，我院同学跑图书馆阅览室看报纸的人数骤然增加许多倍；在学院阅报栏前看报的人数一时无法统计，看电视新闻的更是空前。这反映出，大学生在选择政治方向时，还是愿意倾听党的声音，愿意接受报纸指导的。报纸的路标作用，在实践中应当担负着特殊的正面教育的职能，但是，在学潮期间，某些新闻媒介却作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使许多大学生产生误解，出现了相当的偏激情绪。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报纸是大学生观察社会的窗口

报纸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它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许多大学生正是从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了社会并借以作出判断。最近一两年，一些报纸在报道有些国内外情况时，由于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往往以孤立的事实或某个新颖的论点为据，就轻易下结论，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大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记得《文摘周报》刊登过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就把中国人的缺点说得不实、不准，而且过于刻薄。在大学生中间反映强烈。不能认为登这样的文章，报纸宜传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搞一国两制，两种制度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人们的伦理道德，对社会事务的看法，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人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报纸能有更多的激发青年学生奋发向上，面对困难为国分忧的文章啊！

我们每每赞扬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生动、具体，青年人结婚都要去烈士陵园献花，而且出于自觉自愿，这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常规。在我们的国土上，长眠在不同省区的先烈数以千万计，为什么我们不能弘扬自己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我们的青年人不苏联的青年那样？这除了教育目的、教育条件、教育方法、教育手段诸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左”的错误时，许多优良的作风，优良的传统，也遇到了不正确的否定或批判，使人们无所适从。而形成正确有效的社会奥论，不能没有报纸这个窗口。

有人说，报纸要创新，就得增加可读性，就得活跃。而活跃就得有知识性，趣味性。当然，报纸要办得活跃，固然离不开知识性、趣味性。但知识性、趣味性从来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寓教于乐，也是有条件的。有段时间，某些报纸的趣闻，代替了严肃的社会生活，有的晚报、不定期小报，互相转载、引用，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报纸，俨然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都市生活。各种社会新闻，特别是不宜青少年阅读的社会新闻见诸报端，不仅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而且也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这样的办报思想，那里还谈得上报纸的党性原则呢？

党的报纸，历来重视宣传教育，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报纸宣传，应当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声，给人以激励、鼓舞、警醒和力量。绝不应当片面夸大某些问题，或缩小某些间题。我们的报纸，应当时时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任何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那伯是极微小的失实，都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特别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求知、求真的心理。

报纸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应当客观、真实地向大学生敞开最美好的东西，同时批评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各种丑恶现象，使报纸在青年人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信任度。这是十分重要的。

1986年发生的那次学潮，参加者多半是大学生中的低年级学生，年龄不过20岁左右。这次北京学潮，卷进去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心理素质和应变情绪方面，与1986年参加学潮的大学生，有某些相似之处。报纸上某些文章的影响，所谓民主、自由的诱感，对他们具有身不由己的吸引力。这些年轻人，社会阅历不多，又非常崇拜学者、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学得比较肤浅，某些时侯又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报纸为他们提供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佳品，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怎么能不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向党发出错误的呼喊呢？一些大学生，可以把孙中山“天下为公”证章别在胸前，却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漠然、冷淡，在要求民主时，他们可以声泪俱下，但在听从政府劝告、遵守纪律方面，却不是那么情愿，他们在群体中大呼爱国、人民至上，但毕业分配时，不少人却根本不想去边远、落后的地区扎根基层，埋头干一番事业。他们把党和政府看得大小，而把自己看得又太高太大。这不能全怪他们。怪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失误。报纸作为教育的参与者，教育的直接窗口，形成这种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的反差，我以为也是有贵任的。我们有些报纸不是批评过大公无私吗，不是批评过雷锋精神吗，不是张扬过台湾的经济起飞、香港的万家灯火吗？这种脱离实情，粉饰资本主义世界畸形经济的作法，又怎么能使青年大学生由衷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呢！

报纸宜传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签本原则

党的十三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不可分割。对于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倒退回去，谁也不愿意，也比较警惕这件事。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这次学潮，更集中地暴露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彻底、一贯，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使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但是，从产生学潮、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我们汲取1986年学潮的教训，报纸宣传结合党和国家的实际，多宣传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客观困难多释疑，教给人们分析问题和克服困准的办法，情况就要好得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传家宝，也是我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可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自觉不自觉地认票子、认关系，不认法律，不愿受法律的约束。过去见诸报端的高消费的宣传，对城市生活、农村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少家长抱怨，一个大学生月消费动不动就是上百元，甚至百元以上。连大学生自己都说，一想到从手中流走的票子，实在愧对双亲。现在，个人享受的教塑，不顾自己的工资收人和购买能力，哪怕举债，也要把高档商品弄到手。互相攀比，人的胃口被吊得老高。此风一开，艰苦奋斗的作风锐减。我们党在根据地时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艰苦奋斗作风，只在党史上才有那么几页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不是很多了。

有的报纸宣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听起来动听，实际上片面性、绝对化。在人民军队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战士默默无闻，平凡而又伟大。何曾想过当将军，他们在自己的脚下走出一条光耀中华的人生之路，比将军们肩上的金星并不逊色，他们通过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忠于军人的职责，使自己成长为合格的士兵、基层干部。人生途程，熠熠发光。在危及共和国的安全时，就是面对死亡，也要严守纪律。戒严部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是明证。

报纸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十三大两个基本点的宣传，一个时期也不能令人满意。大学生们接触这样的报纸，能给自己增加多少动力？就是一些以民主、自由为题的所谓“理论研讨”，“大胆探索”，也离国情、民情和四项基本原则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政治气候
下，一些大学生们出现思想混乱，也不足为怪了。

当然，我们的报纸不是天天刊登有片面性、绝对化的文章，更不是都登有错误、缺点的文章，甚或并不是自觉地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供版面。但作为路标和窗口，作为新闻流向的“集散地”，报纸在宣传时机问题上的失误和错误导向，应引为鉴戒。特别是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颇有影响的几家报纸，一段时间里的错误舆论导向，助长了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新闻媒介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不能低估。这个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读者，特别是大学生们。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宣传正确的东西，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是社会的重要论坛，它并不亚于大学的讲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启示我们，办报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尤其要把握宣传舆论对读者的影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曾经用很多精力为党报撰写文稿。他们把报纸看作曙光，看作希望，就在于报纸是最广泛地传播着真理，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时过几十年，每每读到《可爱的中国》，看到这些诗篇，仍使人为之动情。时光流逝，信仰永存。当我们党洗涤十年动乱的身躯，对毛泽东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充满信心时，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切善良的、正直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给予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根本的教训是我们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立党之本。它有精确、充实的理论，生动、广泛的内容。作为报纸，有责任把真理与谬误分辨清楚，给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和事实的报道。

人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地、认真地“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斯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注:本文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铁道学院党委宣传邵部长）

为了记下历史性的场面——记戒严部队某部新闻干事魏厚敏

2009-04-02T11:21:00.007+08:00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虽然我和魏厚敏同志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在一个星里睡过觉，在一张桌上写过稿，可这次要写他倒真有些为难：一来在最关键的几天，我没和他在一起，二来他又总是一口一个“还是多写写平暴一线的同志”。好在许多同志积极地给我提供素材，他又发了35篇稿子，两下一结合，拉出这一小文。

魏厚敏在部队新闻干事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七八个年头，这其间，他采写过的对象一串串，他写过的稿纸一叠叠，他刊登的稿子剪贴一本本。像他参加采写的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雷锋式的战士”崔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我国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的现代化风采、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稿件，都给读者和同行留下过较深的印象。在这次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又一次奋力笔耕，或“放单飞”，或与他人合作，采写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映戒严部队官兵风范的稿件，如棍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捣毁“女神”像实录》《危难见真情奋勇救战友》等。这些稿件体现着他临危不俱的勇气、不伯疲劳的精神、存真求实的风格。

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采访

5月下旬，魏厚敏接到了部队戒严指挥部的电话通知：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当时，北京市的形势巳经比较严峻，几天前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被一伙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分割堵截在各个路口，他们不但对军队断水、断食，而且还围攻、谩骂、殴打解放军官兵。官兵们只能站在车上，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成觉。有的战士上厕所时后面还有几个人跟着。宫兵们饿了、渴了、困了，口鼻流血、腹月发烧、甚至晕倒。此时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尽日常生活，到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但魏厚敏却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他想：执行戒严、制止动乱，是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重大决策，作为一名军人，作为戒严部队的新闻干事，我有责任及时地把执行戒严的情况报道出去。头天下午接到命令，第二天下午，他就冒着风险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魏厚敏坚持深人到戒严一线休验、观察和采访。从5月23至5月31日的短短8天多的时间，他就深人到戒严部队6个临时宿营点，同官兵面对面交谈，采写发表了某部“爱民模范连”发扬爱民传统、某部一日生活井然有序、千方百计安排好戒严部队官兵生活等7篇稿子，及时报道了部队的精神风貌，宣扬了戒严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6月3日晚，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领导上原来没有确定让他随前指行动。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离出发只有15分钟，他当即进行了简单的准备，就随李主任和宣传处长一起乘车赶往部队前指位置。他说：“部队到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这个历史性的镜头是不能再现的。作为一名新闻干事，如果不亲临一线记录下历史性的扬面，事后将无法找到这些珍贵的材料。”晚8时30分，当他跟乘的车辆驶过公主坟大转盘时，十里长安街上一片嘈杂，一小撮暴徒四处造谣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阻塞街头，主要路口布满了用水泥隔离墩、铁栅栏、电线杆和各种车辆设置的层层路障。部队刚一出发，一根根木棒、钢筋，一块块石头、砖块便从道路两旁向部队袭来，魏厚敏同部队前指首长所乘坐的吉普车也遭到了暴徒们的袭击，但他从容镇定，毫不胆怯。他一边观察险情，一边观察道路上的情况：暴徒们是怎样拦堵部队的，是怎样袭击殴打解放军官兵的，是怎样破坏军队装备的，是怎样放火烧毁军车、公共汽车的，指战员们又是怎样以无畏的气概、威武的阵容向前推进的，都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些重要的情况，还掏出采访本记上几笔。

行至军事博物馆，由于少数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打砸阻袭，致使部队部分电台损坏，部分通信联络中断，上级的一些决定、指示急需传送。魏厚敏在没有带任何防身器材的情况下，冒着横飞的砖头、石块，只身徒步往返于开进的车队之中，及时地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又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魏厚敏顾不得一路的劳累，继续进行观察采访。部队怎样拆除“女神”像，怎样抓获“高自联”常委郭海峰，广场上的部队是怎样在没向学生开枪的情况下进行清场的，等等，他都亲眼所见。

由于魏厚敏临危不惧，亲自参加了“6•3”开进和目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所以，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很快和其他同志一起写出了《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6月3日，十里长安街鸟瞰》《捣毁‘女神’像实录》《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等稿子，很抉被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刊用，及时报道和宣传了戒严部队威武雄壮，文明执勤的动人事迹，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快！快！快！

魏厚敏在戒严中采写稿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为了使稿子早一天、早一小时、早一刻钟发往报社，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说：“一般的新闻报道还要求有很强的时间性，何况这次报道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重大政治斗争，采写更应该及时，迅速。"

6月4日、5日，他在天安门城区戒严部队临时住宿点采访，当看到戒严部队官兵文明执勤，秋毫无犯的感人场景时，当即赶写了《戒严部队某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用实际行动密切军民关系》的稿件，冒着上街随时遭打被袭的危险，连夜送往戒产指挥部新闻中心。这篇稿件先后被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报纸、电台采用。6月8日，他下部队了解倩况，发现驻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干部、战士，舍不得在柱子上钉一个钉、在宫殿里吸一支烟，立即动手写了《戒产部队官兵精心爱护国家文物》一稿，送到了报社，连中午饭也耽误了吃，很快被解放军报刊登。

6月17日上午，他从某师上报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个保卫干事王强在“6•3”开进中勇敢、机智地‘抢救了100多名战友的线索，立即前去采访，也是在当天，就把《勇敢机智救战友》的稿子发往了报社。

请看他对山东一位农民千里迢迢慰问戒严部队的报道的时间表：

下午3点，那位农民和全家4口人乘着一辆卡车赶到戒严部队，把一车西瓜、蔬菜送给指战员。

5点50分，魏厚敏听到了这个消息，
6点20分，赶到了现场进行采访，
6点30分，开始动手写稿，
6点55分，出发送稿，
7点15分，他把稿子送到戒严指挥部新闻中心。

可想而知，他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6月18日，魏厚敏和其他3位同志接受了反映戒产部队某部6月3日夜晚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的采写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既要写出一小撮暴徒的器张气焰，又要写出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气概，既要写出部队整体的气势，又要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速度，这确是一项高标准的任务。而当时的条件比较差，近百个人住在一间大屋里。白天，打电话声、报告声、讲话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进进出出的关开门声，混在一起，使人很难静下心来写稿。到了晚上，几位同志奸声如雷，交替起伏，又影响写稿。一些同志开着灯睡不着觉，这里也木便加班写稿。怎么办，他们几个一商量，提了一包方便面，到北京西山一间偏僻的小星躲了起来。渴了，喝一口开水，饿了，煮一袋方便面，几乎两天两夜没睡觉，硬是把长达6000字的通讯《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戒严部队某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清场任务纪实》的稿子写了出来。当他们带着稿于返回部队驻地时，人们发现他脸色发黄、眼睛发红，身体明显地瘦了一圈。不久，这篇报道，就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刊用了。

用事实去粉碎谣官

魏厚敏同志深深懂得：自己不光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军队政工干部。这就要求自己在这场特殊的政治斗争中不能赶潮流、随风倒，而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努力宣传党和国家的决定、命令，用铁的事实去揭露谎言，用活生生的事实向人民进行宣传。

为了澄清“解放军进城是为了镇压学生”的谣言，魏厚敏参加和组织采写了10余篇戒严部队“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报道。他参加采写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开路先锋》《雄师东进夭安门》《戒严部队某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发扬爱民传统、处处爱护群众》等报道，摆了大量的事例，如解放军官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临死亡威胁，手中有枪不开枪等等，使少数暴乱分子散布的“解放军进城是为了镇压学生”的谣言不攻自破。

为了粉碎“戒严部队‘血洗天安门广场’，‘坦克把学生压成了肉饼’”等谎言，他和另一名同志以目击者、清场者的身份写出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国内外许多报纸、电台刊播。对侯德健怎样与部队代表谈判，学生们对“撤离”‘坚持”的表决，学生从广场东南角方向撤离，部队用威摄、簇拥的方法迫使滞留在广场东南角的一部分学生撤离等，都作了如实的报道。文章还明确地回答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清场前为什么灭灯”、“清场为什么使用坦克、装甲车，’、“清场后为什么广场起火冒烟”、“清场中广场为什么传出枪声”等一系列问题，使一些阴谋分子的谣言大白于天下，教育了群众，孤立了敌人。

在采写粉碎谣言的事实的报道中，魏厚敏总是十分认真地对待每一篇稿子，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力求使文章准确无误。

在采写王其富等六位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六烈士英灵长存》的报道时，他感到车是怎么翻的，火是怎么起的，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必须搞清。他亲自到烈士所在部队找当事人调查，确实证明车是被暴徒设置的钢板钉扎破、左后轮胎没气、暴徒又往汽车上扔嫩烧物引起车体后部起火后才翻的车。写出刊登后，给“车完全是自己开翻”的谣言，以一记有力的耳光。

在《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一稿的某一段里，需要写出戒严部队某部被暴徒打伤的人数，重伤多少人，轻伤多少人，有多少装甲车和轮式车辆被烧坏，有多少车辆玻璃被砸碎，而自己掌握的数字都是在刚刚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形势仍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报上来的。数字是不是准确无误？有无漏报？魏厚敏又将这些数字一一多方查对，取得了更加准确的数字，才
开始写稿。

在随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70天时间里，魏厚敏同志写稿41篇，刊稿35篇，平均两天就有一篇稿子见报，短的二三百字，长的六七千字，有力地宣传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实行戒严、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歌颂了戒严官兵英勇无畏、勇于献身、忍辱负重、热爱人民、遵纪守法的先进事迹，抨击了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的谣言，为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积极贡献。如果用“止乱平暴第一笔”形容他有些夸张，用“止乱平暴笔一支”形容他，是绝不会过分的。

噩耗，传到烈士的家乡之后

2009-03-12T21:12:00.008+08:00

原载于1989年第8期《中国民兵》
作者：张宁福

1989年6月日19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北京戒严部队某部班长王其富等10名战士，奉命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广场执行防暴任务，当他们行至翠微路口时，遭到了一群暴徒用砖头、石块、燃烧瓶的疯狂袭击，车厢尾部着火，车子轮胎被歹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车体急速倾斜，翻倒在道路边。车上除4人生存外，王其富等6名战士被歹徒活活烧死。王其富，下士班长，共青团员，21岁，1986年11月由安徽省嘉山县人伍；李栋国，下士副班长，共青团员，21岁，1986年11月由安徽省嘉山县人伍，徐如军，下士班长，共青团员，21岁，1986年11月由安徽省嘉山县人伍……

噩耗通过电波传到了烈士的家乡—嘉山县。两年前送王其富、李栋国、徐如军3人参军的嘉山县人武部的同志们闻讯，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3位烈士人伍前都是基干民兵，好战友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是乱中光荣牺牲，家乡的人武干部们悲痛万分。孟祥柱部长、杨玉障政委当晚含泪指示烈士所在的自来桥乡、三界镇、管店镇的人武部长，迅速带领民兵到烈士家庭安慰亲属，包揽农活。翌日早上，孟部长和杨政委又与县委、县政府及县民政局负贵同志一道，带着礼品前往烈士的家庭慰问。他们给3位烈士家魔每家送去500元钱，又在3位烈士家庭分别设立了“灵堂”，供当地千部群众、青年民兵及广大学生前来凭吊。

6月17日上午，滁县军分区第一政委、地委书记陆子修，军分区副司令员兼预备役某师副师长钟秀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维灿会同有关部门的领导，驱车来到3位烈士家凭吊英灵和慰问亲属。在桥头村平桥队王其富烈士家，领导们看到烈士全家7口人仅住2间破旧的房子，烈士的父亲王希才又患有慢性病，缺少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后，领导同志当即拍板决定：发动民兵为烈士家盖3间大瓦房和1间厨房，购买3张床铺，3床被子，3顶蚊帐，4把椅子，一张大桌子，并留下150元钱供王家花费。各级领导的关心，使王希才失去儿子后那张极度悲痛的脸上，露出了感激之情。

4月18日，安徽省党政军负责同志顾不上星期天休息，也赶往嘉山向3位烈士表示哀悼，向其亲属致以慰问。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给3位烈士家各送了一条上书“英雄的战士为人民，伟大的人民育英雄”的毯子，并逐户走访慰问，解决烈士亲属思想上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管店镇徐如军烈士的父亲徐永明是在抗美援朝中两次荣立战功的老同志，开始感到儿子在和平环境下牺牲不如在战场上真枪实弹战死光荣。省军区司令员李元喜少将在他家慰问时，向他讲解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牺牲更光荣。老人思想通了，说：“孩子能做到这一点，是党和军队培养教育的结果，现在他牺牲了，如果军队需要，我愿把小女儿送往部队继承她哥哥的遗志。”

连日来，自来桥乡、三界镇、管店镇的专武干部和民兵们，也在以实际行动告慰英灵。时下正值收麦、插秧的繁忙季节，王其富烈士家的农活忙，乡武装部长柏基友就带领20名青年民兵把他家打麦子、插秧的活全包了下来，民兵们突击劳动了几天，使他家的麦子入了仓，秧苗下了田。烈士全家都很感动。三界镇李栋国烈士的父母因极度悲伤，不能正常料理家务。镇武装部一长徐柏松带几名民兵，日夜在他家操劳，帮助接待前来凭吊的人群。看到这些，烈士的父亲李钟同志感激地说：“我失去了儿子，尽管很悲痛，但从各级领导、人武干部和民兵的行动上，我得到了安慰。”

烈士为人民而死，人民优抚烈属，责无旁贷。6月27日，嘉山县人武部孟祥柱部长明确地对3位烈士亲属表示：人武部要带领广大民兵持久地搞好拥军优属工作，让失去亲人的家庭，能得到温暖。

6月下旬以来，嘉山县民兵成立了356个“学雷锋、送温暖”小组，活跃在全县军烈属家庭。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场全民性的拥军优属活动在这个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2009-02-24T21:31:00.002+08:00

本文原载于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刘国庚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刘国庚是首都戒严部队某部通信团刁连排长，山东省莱阳市人，汉族，1964年1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少尉军衔。1989年6月组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惨遭暴徒杀害，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刘国庚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沿途屡遭暴徒袭击。他迎着飞石，与企图纵火烧车的暴徒进行斗争，他的左臂和左手被暴徒砸伤，忍着伤痛，带车冲出重围，于4日凌晨按时到达人民大会堂北侧。当他得知本单位还有3辆车遭破坏仍在途中被围堵、领导决定派人去拖车救人时，他自告奋勇，带上一名司机，抬起钢丝绳就走。他们突进到电报大楼附近，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被送往医院。刘国庚只身一人，面对疯狂的暴徒，毫无俱色，奋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牺牲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他的遗体吊在一辆大轿车上。此后，又被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剖腹。刘国庚同志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要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人民利益的钢铁誓言。

命令说，刘国庚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一生。他当报务员时，是一名爱军习武、业务熟练的好战士;在院校学习时，是一名尊师敬教、品学兼优的好学员;当排长后，是一名以身作则、关心士兵的好干部。他所领导的排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他关心群众，乐于助人，生前为驻地716群众和战友做了大量的好事，深受大家爱戴。

命令指出，刘国庚同志是党的好儿子，是人民军队中的优秀干部，是广大官兵的典范。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祖国，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的顽强作风;学习他奋不顾身，援救战友的高尚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其富等六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烈士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旅战士，在1989年6月4日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惧艰险，惨遭暴徒焚烧，壮烈牺牲。班长王其富，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李强，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战士杜怀庆，河北省清河县人，1985年11月入伍，‘下士军衔;副班长李栋国，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H月入伍，下士军衔;战士王小兵，陕西省西安市人，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班长徐如军，安徽省嘉山县人，1986年n月入伍，下士军衔。牺牲后均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9时，正当部队准备入城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领运防暴器材。王其富等6名同志抢先报名，坚决要求执行这一艰巨任务。他们与其他同志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仓库装好车，立即回返。在他们所乘车辆行至定慧寺东边路口时，被一伙暴徒围住，石块、汽水瓶、钢筋棍雨点般打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紧紧护住车上的器材。当车子绕过层层障碍，冲出包围圈返回时，战士们的身上已多处负伤。领导准备把他们留下，换一批人去送往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不顾领导劝阻，表示决不留下，坚持带伤将防暴器材继续前送。6月J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车辆途经翠微路口时，再次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为不撞伤群众，他们冒着危险减慢了车速，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由于车的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向右转弯时车身严重倾斜，向左翻倒。穷凶极恶的717暴徒蜂拥而上，更加疯狂地向车上投掷燃烧物。整个汽车被烈火吞没，油箱爆炸，被挤压在车内的王其富等6名同志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在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战士。入伍后，他们努力学习，思想进步，立志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时刻牢记我军宗旨，处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热情为驻地群众和首都人民做好事，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爱军习武，努力克服家庭困难，自觉献身国防事业，在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多次受奖。他们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受到战友们的爱戴和赞颂。

命令指出，王其富等6名同志是我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是全军干部战士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们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学习他们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献身国防，尽心尽职的革命精神。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崔国政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崔国政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榴炮2连战士，吉林省辉南县人，满族，1968年l月出生，1987年1月入伍，下士军衔。1989年6月4日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惨遭暴徒杀害，光荣献身。牺牲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刁日凌晨，崔国政所在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区执行戒严任务。当部队车辆行至崇文门十字路口时，遭到一伙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拦截。他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坚持宜传群众，怒斥反革命暴徒。在暴徒裹胁群众疯狂袭击干部战士的生死关头，崔国政身背冲锋枪，完全有自卫能力，但为不误伤群众，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被穷凶极恶的暴徒残害，又被烧上汽油焚饶，悬吊于过街天桥，壮烈牺牲。崔国政同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党和国家，弘扬了人民军队无私无畏的英雄气718概，戳穿了极少数人制造的谣言，唤醒了受蒙蔽的群众，使反革命暴徒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命令指出，崔国政是新时期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入伍后，刻苦学习政治理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工作积极，严守纪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先后4次受到嘉奖。他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经常为大家做好事，为战友排优解难。他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经常为集体修旧利废，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牢记我军宗旨，爱人民如父母，对首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多次表示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理解和爱戴。崔国政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共和国的忠诚战士，是广大官兵的楷模。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坚定立场，学习他为人民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严守纪律、格尽职守的革命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马国选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马国选是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6连班长、代理排长，河南省禹州市人，汉族，1967年8月出生，1985年11月入伍，1989年2月入党，上士军衔。1989年6月3日晚，在首都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中，‘多次遭到暴徒的残酷毒打，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6月5日光荣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马国选同志在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严守纪律，爱护群众，勇于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奉献自己的一切。部队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前一天，马国选同志的未婚妻正好来队，准备完婚。连队确定把他留下。但马国选以国事为重，谢绝领导的关心，毅然决然地随部队奔赴首都。在京郊集结时，他一方面组织全排同志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统一思想，坚定捍卫党中央、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一方面带领大家广泛开展宣传群众、为群众做好事活动，自己免费为群众修理钟表，赢得了群719众的理解和赞扬。6月3日晚，部队接到向天安门广场紧急开进的命令，他对全排同志说:“现在是国难当头，党难当头，这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咱们要团结奋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在开进途中，他临危不俱，冲锋在前，奋勇解救被暴徒围打的战士，主动替体弱的同志扛弹药;他虽被暴徒用钢筋、石块、酒瓶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但以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顽强的毅力，带领全排突破多处路障，冲破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就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不忘带领大家向天安门方向冲，微弱地喊出“冲啊!冲啊!的声音，直到停止呼吸。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命令说，马国选平时工作也十分出色。他入伍4年来，牢记军人的神圣使命，格尽职守，奋发上进，不怕苦累，见义勇为，乐于奉献。当战士是训练尖子，当班长是优秀班长，当代理排长带出了全团的先进排。他先后受团嘉奖3次，营嘉奖4次，连嘉奖15次。在驻地工厂、农村两处发生火灾和国家的粮库遭到水淹时，他曾3次与同志们一起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作出了贡献。

命令指出，马国选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全军指战员的榜样和楷模。全军同志要学习他牢记党的教导，以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政治觉悟;学习他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格尽职守，奋发上进，见义勇为，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6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王锦伟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王锦伟是首都戒严部队某团后勤处参谋，河南省太康县人，汉族，1962年生，1983年7月人伍，1985年l月入党，中尉军衔。1989年6月刁日，在参加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
中，遭暴徒袭击，壮烈牺牲。

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说，1989年6月3日晚，王锦伟所在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4日凌晨，王锦伟带领一些战士押运弹药。当他们行至宣武区右安门南侧时，遭暴徒围堵袭击，他的左腿被砸伤。在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弹药随时都有被暴徒抢劫的危急时刻，他镇定指挥，忍着伤痛，带头扛起子弹箱，带领战士们改道太平街，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他冒着暴徒的疯狂袭击，一路上跑前跑后，不断鼓励战士们“要挺住，要跟上，人在弹药在!”在接近天安门广场时，他不幸被暴徒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命令说，王锦伟生前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怕艰苦，勇挑重担，献身国防。1983年大专毕业后，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投笔从戎。1984年7月，他以全优成绩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连队工作。他学习刻苦，工作扎实，爱护战士，团结同志，干一行爱一行。当排长，是全团拔尖的优秀排长;当参谋，是团机关里的好参谋。入伍以来，先后6次受到奖励。命令指出，王锦伟是我军的好干部，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全军同志都要学习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立场;学习他压倒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的过硬作风;学习他不计名利，献身国防的崇高品质。命令号召全军部队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革命斗志，严明的组织纪律，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一步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热血洒京城——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的臧立杰烈士

2009-02-15T01:04:00.007+08:00

摘自《中国农垦》1989年第10期

作者：赵国春

按：亲爱的读者，在惊心动魄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您也许还记得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消息：“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今日上午10时左右，当我一支戒严部队自东向西开进，经建国门立交桥时，遭到来自建国门外公寓和路南楼上两个方向的枪击，造成我官兵死亡一人伤三人。这支部队被迫还击。”

经查实，这位为捍卫共和国而壮烈牺牲的烈士，正式黑龙江垦区嫩江农场入伍的新战士。他的英雄事迹，是北大荒的光荣，也是整个农垦系统的骄傲。

热血洒京城——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的臧立杰烈士

嫩江，这条北国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河流，它不仅滋润着北大荒的沃野，而且哺育了许许多多祖国的忠诚卫士。

臧立杰，这位在嫩江边长大，入伍才一年半的21岁的年轻战士，在6月7日首度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表明：他不愧为一名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不立功，我就不回农场”

1987年11月13日，北大荒忙里了一年的人们开始“猫冬”了。农场安静了下来，可臧立杰的心却很激动。

在场里召开的新兵入伍座谈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决不辜负场党委和家乡父老对我的希望。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组织和领导的光怀……”

“是啊！这孩子一定错不了。”在场的一些新兵家长议论着。谁都清楚，立杰，在上学时就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他参加工作才4个月，就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在场院装车，车下四个人装，车上就他一个人摆，可他二话没说……

临走前，他向家人和好友们表示：“我到部队后，一定要为农场争光，如不能立功，我就不回农场……”

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排头兵”

臧立杰入伍后，即刻投入了紧张的新兵训练。在一次单兵战术训练时，他正快速跃进，班长忽然下达了卧倒的口令。他毫不犹豫迅速卧倒，由于惯性大，身体在地上滑出了三米多远，左胳膊、臀部和腿部都被蹭破了，鲜血直流。班长让他休息，他说什么也不肯。一天下来，脱衬衣时，伤口和衬衣粘在一起了。

刻苦的训练，换来了优异的成绩。他曾两次代表全团新兵参加师里考核，均获优秀，还两次获得营嘉奖。训练结束时，他被团里树为“优秀新兵标兵”，并编入所在部队的尖子连队——红七连。第二年，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入伍一年多，他勤奋学习，积累了3本资料，写下了近6万字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去年3月17日，团里举办了“话家乡风貌、谈改革成果”演讲会，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他用改革开放给农场带来巨大变化的事实，给干部战士做了《改革开放使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官兵的热烈掌声。

仅一年多时间，臧立杰先后6次见义勇为，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去年，连队在大庆市喇嘛甸执行军农生产任务时，他主动协助地方搞好治安保卫工作。夜间连队组织巡逻队，经常“蹲坑”抓坏人，他每次都走在前面，一干就是大半夜。这期间，他和地方治安人员一起先后抓获了4名小偷和两伙赌博分子，缴获赃款，赌资4400多元。

元旦前的一天晚上，大庆石油学校的女学生甘宝霞到她舅家串门。下车后由于天色已黑，加上刮风下雪，小甘迷路不得已求助于部队帮助。臧立杰主动和另一名战士顶风冒雪帮小甘找到了舅舅家。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小甘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又特意在大庆市广播电台点了一首《献给亲人解放军》的歌曲。他被战友们誉为“排头兵！”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这次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前，他向连长和指导员请求：“进京后，一定要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请连里放心，我绝不会给咱红军连丢脸，争取扛回一面红旗，为咱连在‘军事博物馆’里挂的三面红旗增辉。”

部队进京后，他反复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平息动乱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农民贡献的是汗水和粮食，工人贡献的是优质的产品，科学家贡献的是知识和智慧，军人贡献的的是热血和生命。在这场斗争中，我要用青春和热血来填写我的青春履历表。”

在进城路上，部队遭到反革命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堵，为保护武器弹药的安全，他主动要求与战友背负弹药徒步前进。行军途中，他身背几十公斤的弹药，冒雨到达指定位置，而自己的行李却被歹徒烧毁。

6月7日，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初步平息，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不甘心失败，对解放军进行疯狂报复。当天上午，军政治部录像组要到大北窑录制暴徒烧毁军车的罪证。没等别人把衣服穿好，他已经把枪拿到手中，车长看他态度坚决，便同意他随车警戒。

汽车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时，一小撮坏人利用高层建筑做掩护，突然从两个方向向汽车开枪设计。臧立杰当即举枪还击，他枪中的30发子弹只打出19发，就不幸中弹牺牲。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黑龙江的硬汉子，仍身靠护栏，身体挺立，紧抱冲锋枪，双眼怒视着敌人。

“一定要继承哥哥的遗志”

臧立杰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到部队，全连官兵为失去这样一个好战友而悲痛。战士们纷纷向师、团委递交了请战术，决心向臧立杰学习，为人民立功，为战友报仇。

消息传到了他的家乡农场15队。家乡的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以多打粮、多交粮的实际行动来向烈士学习。

黑龙江省邵奇惠省长会见了烈士亲属。在会见中他对臧立杰烈士的父母说：“我们特别感谢你们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了这样一个好青年。臧立杰烈士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斗争中英勇牺牲，体现了当代青年的风范，我们要号召全省人民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臧立杰的父亲、57岁的退休老职工臧双喜，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泪花。他说：“立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牺牲了，我们做父母的悲痛的同时，又感到自豪，家乡人民也为他自豪……”。

6月26日下午4时，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臧立杰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6月28日，烈士的妹妹臧立华，接过了哥哥的冲锋枪，她表示：“我是为完成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而来的，我一定要继承哥哥的遗志，为捍卫共和国的旗帜再立新功。”

安息吧！臧立杰。

奔腾吧！嫩江水。

刘晓波的“光荣”

2009-01-10T02:14:00.002+08:00

摘自《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9期
作者：伍驰

这次动乱中自称“黑手”的刘晓波有一句名言：“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且以此为荣。”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刘晓波居然也会谈论什么“光荣”的问题。

我们知道，刘晓波做事，历来是不顾什么脸面的。

他的主张是：“我的文学观就是没什么理性可言”，“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

在回答”为什么要演讲”的问题时，他赤裸裸的说：“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别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
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谈什么光荣、耻辱？

要理解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得顺着刘晓波的思路看一看。

原来，这是一群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信徒，“有钱就有一切”，自然也就有了“光荣”。

他们所以会以“挖祖坟”为荣，就因为祖坟里有值钱的东西，又有肯出大价钱的买主。所以，爱国、叛国，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能卖国。能卖出好价钱，他们就得以了，就觉得“光荣”了。

买主，也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什么肯出好价钱呢？他们看上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里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1亿人口的市场，的确是一块大肥肉。我们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分子想一口把我们吞下去，办不到！

如此看来，真正值钱的，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卖国贼的所谓“光荣”，沾的仍然是祖国的光。如果这个国家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殖民地，他们不需要再花钱买了，刘晓波、方励之这些卖国贼也就一文不值了。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的面目被揭露了，失去了欺骗人民跟着帝国主义阴谋跑的功能，因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卖国的功能。就是说，他们主观上想卖也卖不成了。

但是，他们还可以有一点“光荣”，这就是被帝国主义者当作社会主义中国违反“人权”的标本。为了发动反华的鼓噪，还需要不断地给他们加上“民主斗士”之类的桂冠，这也算是“光荣”吧。

可惜，按照刘晓波们从他们的主子那里接受的价值标准，这一类“光荣”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换不到钱，那就只能算是耻辱了，地地道道的耻辱。

《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节选

2008-09-04T13:55:00.006+08:00

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1989.7

编者按：1989年的4、5、6月份，北京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潮，很快就演变成政治动乱，紧接着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从4月15日学潮发生到暴乱的基本平息，我们经历了6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为了帮助大家回顾这极不寻常的两个多月，便于考察事情的经过，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编写了这本《纪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去年秋季以来的有关情况一并计入。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还有遗漏，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7月7日

目录大标题

一、1989年秋至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前的一些动向
二、4月15日至22日，悼念胡耀邦同志期间发生学潮和动乱
三、4月23日至5月3日，《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四、5月4日至12日，动乱由缓和转向激化，事态继续发展
五、5月13日至19日，绝食和大游行，动乱扩大到全社会
六、5月20日至6月2日，首都部分地区戒烟，极少数人积极策动暴乱
七、6月3日至30日，反革命暴乱的爆发和基本平息

内容节选

6月4日

凌晨1:30，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在天安门广场再次反复播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广场上大批群众迅速离开，但仍有一部分人盘踞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

凌晨4:30，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

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国举行政治性集会和迎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新中国的象征。但是，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传播谣言的市场。为了经快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根据首都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号令，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

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

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告，扔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

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

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5:00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到5:30，整个过程结束，无一人死亡。

有一些战士在执行戒严任务中被暴徒打死，而且手段极为残暴。在阜成门立交桥栏杆上吊挂着一具从装束上看是战士的尸体，人士被残害后吊起来的。北京市武警总队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在人民医院附件被围，车上有8名受伤的战士，车被砸，一名战士被当场打死。白塔寺附近，有2名武警战士被打致死，前去解救的几十名战士也被打。5:20左右，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在南池子附近，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冲上去，用砖头猛砸驾驶室，把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0米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活活打死，暴徒们还不罢休，又将其尸体剖腹。有的干警和战士受伤后，因交通堵塞，不能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护理。就是送到了医院，还被歹徒们追赶、围困，不准治疗。

3:00多，约有几千暴徒拥到市公安局大门前，投掷石块、燃烧瓶，门口岗楼被烧，10多处起火。他们还开来一辆大汽车，顶在大门口处，后又将汽车点燃。市公安局大楼几十块玻璃被打碎。在市公安局院内、大门外的石头有近万块。公安机关用喇叭进行宣传，这些暴徒仍不离去，辱骂声、叫喊声不绝。忍无可忍的民警最后反击，抓获13名歹徒。

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华东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量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边开枪。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位于西单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被及时扑灭。

15:00，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

部队在执行戒严任务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有一小撮歹徒，抢夺部队枪支，砸烧军车，毁坏装备器材，殴打、绑架解放军干部战士。这是反革命暴乱行为，必须坚决制止。特通告如下：

1、凡抢夺的枪支、装备、器材，自通告发布之时起，于48小时内，上交当地公安部门或部队。

2、绑架的部队干部战士，公安干警，武警人员，必须无条件地送回部队。

3、立即停止砸烧军车、装备器材的破坏行为。

违反以上各条，戒严部队有权予以严惩。

据《四川日报》报道，“6月4日，一伙歹徒在成都市冲击市人大和市政府机关，殴打残害公安、武警战士300多人，砸坏烧毁数十辆电车、警车，抢劫烧毁人民商场和一些商店，烧毁人民东路派出所、治安岗亭及多路口的交通指挥台。”

5.17-5.18：百万民众大游行

2008-04-20T11:01:00.003+08:00

《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

血红的朝阳从黑夜中迎来了5月17日的黎明。

天安门广场上，昏迷的绝食学生数量直线上升，急救车闪耀的蓝灯和尖厉的笛声刺激着北京人的神经……

1 5月16日傍晚阎明复同志到广场劝说后，“首都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三方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近1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对话团“市高联”的代表同意“给政府一点时间”，撤出广场，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绝食团”的代表拿出绝食学生民意测验的结果——2699名绝食同学反对撤出，占总人数的95%，54人同意撤出。于是“对话团”和“市高联”的代表服从了绝食同学的意愿，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议案”被否决。

2 17日上午10点，一些游行队伍陆续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到下午近2时，游行队伍已连成数条不见首尾的长龙，口号声响成一片。新闻界的队伍中，记者纷纷把各自的报纸迭成帽子戴在头上。中国日报的标语引来一片人潮“40年铁树开了花，党报记者要求说真话！”声援民主斗士，要求新闻自由！”，“老大哥来了”的标语格外赢得一片欢呼。工人们高喊，“学生挨饿，大哥心疼.不怕开除，不怕解雇，不要工资，不要奖金！”

全国妇联的标语，“莘莘学子生当舍己，孩儿母亲岂能旁观！”中学生们高呼：“向哥哥姐姐们致敬！”

小学生们带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行进。他们摇着“救救哥哥姐姐”的小旗。

医疗界的标语是“官倒+腐败=癌症”。

天安门前，记者见到了民主党派的游行队伍。民联、台湾自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的成员打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强烈要求紫阳、李鹏尽快和学生对话”等标语，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民革机关的成员，群众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参加游行的还有中央一些部委、教育界、文学界、文艺界、出版界、商界，以至个体户的成员，计达百万人。“我们不再沉默”、“觉悟”、“觉醒”的字样触目可见，“学生无罪，爱国有功”、“对话对话”的口号时时可闻。

约晚上22点40分，一支身着警服的队伍突然现在天安门广场，队首大横幅是“中国人民公大学”后面一个较小的横幅是“我们来迟了！”

3 记者的采访车里，突然被塞进来一张绝食团发出的《告全市人民书》呼吁游行声援"有秩序地进行，“如果游行引起骚乱，扰乱治安，则会给本次学运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使绝食同学、广大师生、广大群众的一切努力一切牺牲毁于一旦，使本次学运被真正戴上动乱帽子，以至于夭折，中华民族也许又要沉默70年。”《告全市人民书》恳求同胞们避免情绪过于激动、喊出不适宜口号、更不能由于激愤而采取过激行动，一定要自觉维护秩序。严防打砸抢现象发生。“他们忧虑的事情没发生。”

4 17日下午8时许，记者乘坐的贴有“北京青年报采访车”标志的大发车被人群阻截在前门路口。一位手持小旗的学生立即走来，指引导引车前行。一队手挽手的学生向两边分闻，一条缠在许多人手臂上的长绳撇下。记者发现，万头攒动、标语林立的人群中竟然有一条七八米宽的通道.那位手挥指挥旗的的学生在车后闪过：“请靠边行驶，为救护车留出通道。”

这就是生命线。一个由千余名学生自发组成的生命线。过车的间隙，行人可以从几个固定的口子迅速通过。哨音响，两边的纠察员立刻组成人墙，保证车的通行。

自13日下午大学生开始绝食，来广场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学生们于15日中午组成专门的纠察队建起了这条通道。它关系着三千多名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危。北京大学2位学生说：“组织这条生命线，以保障我们的请愿顺利进行，也让政府领导人看着我们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一位来自合肥大学的同学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倒坚持一天了，他激动地说：“北京的同学们真有办法，我是自愿来帮忙的。”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老民警对记者说，“我当了20多年的交通警，这样自发组织指挥交通还是第一次。”到夜22时，记者看到广场东侧的生命线上已经有民警加入了。18日中午，一队队警察列队跑来，协助维持秩序。

5 5月17日晚9：20，绝食100小时，晕倒的绝食学生已达1400余名。急救车几乎每分钟都要出动，绝食学生大多躺在临时搭起的帐蓬下，各种饮水器皿排在一边。由于人群密度太大，绝食区空气混浊、垃圾遍地、地面潮湿，各种象已显示出流行病暴发的前兆。

北京政法大学的同学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共12多名绝食同学，晕倒20多个。北京科技大学有14名绝食学生被送进医院，其中6人又跑了回来。在绝食指挥部，记者看到北师大绝食负责人杨朝晖穿着病号服被几名医务工作者围着，他已经是第六次从医院跑出来.医生护士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去，他就是不肯。他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晕倒是15日凌晨，当时他劝人大的同学向广场东倒转移，以免影响戈尔乔夫来华举行仪式。可人大同学不肯，他一急就晕了。现在他也为绝食前途感到焦急，这么多人参加绝食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料，他恳切希望政府能够满足同学们提出的要求，不然结果将难以预料。

6 5月18日凌晨1点30分。严家祺等人来到广场，继续在政府与学生中间斡旋，但没有成功。学生表示不让步。天安门广场，国旗南侧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几十辆公共汽车，上面坐满了绝食的学生.纪念碑基座前也被清理出来，四周有学生纠察队组成隔离线。医护人员正在纪念碑上下和绝食场地喷来苏书消毒，上午，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及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医院看望绝食学生的新闻。

记者闻讯立即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央美院绝食学生赵少谷接受采访时说，"看望学生是不错的，但对此我们并不满意。他说，如果政府再不进行实质性对话，有些绝食学生可能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如拒绝医生护理，拒绝与最高领导层以外的任何形式对话等。记者在车上采访时，突然传来一片哭声。前来慰问的十来个双榆树中学的女学生泣不成声：“哥哥姐姐们，你们要保重身体，我们心疼你们，我们爱你们！你们千万不要绝水，不要绝水……”车上的大学生们与他们激动地握手，很多人洒下了泪水。

中午，李鹏、李铁映、阎明复等同志和绝食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对话，但没有取得结果。憋了一夜半天的雨终于落了，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路上，仍然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大粒的雨点落在游行者身上，人们毫不在乎。和头一天不同的事，今天出现许多卡车，大轿车。

今天，又有大约一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
民众游行仍在继续。
学生绝食仍在继续。
长街上，求护车的蓝灯仍在闪烁，汽笛仍在嘶鸣。

《经济日报》1989年5月17日第2217号头版

2008-04-20T10:53:00.004+08:00

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

充分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全文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首都部份新闻工作者疾呼中央不要失去最后机会

2008-04-20T10:46:00.002+08:00

《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

本报讯（记者杨平何小娜）大学生绝食，百万市民声援，国家危急。新闻界在此历史关口要组要担负什么责任？5月18日下午，十余家首都各报编辑记者聚集《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达成共识，向中共中央、社会各界及大学生发出呼吁。

一、恳请中央不要失去最后一次机会，立即以最大代价，包括承认学生运动以来的一切决策失误，特别是《人民日报》4 • 26 社论，与绝食学生达成妥协。断不得实行军营和大规提镇压。

二、全国工、青、妇、企业界知识分子团体和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向学生提供声援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要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保护学生，维护稳定大局，不要让动乱此帽子拍到学生头上。

三、中央必须立即召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特别会议，在正确评价学生运动基础上，决定一系列刻不容缓的政当改革和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和据民意进行人事调整。

四、国家职能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积极与社会组织和学的织合作，维护社会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

五、中央应切底摒弃以阶级斗争的老模式来处理社会分歧。社会各界与学生组织也应支持通过妥协和相互容纳，使国家走上民主与法治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北京晚报1989年6月6日文章

2008-04-14T18:59:00.003+08:00

「血洗天安门广场」纯属谣言

本报讯：现在北京市一些大街小巷有人散布说什么“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用坦克轧平的 ”，“3000 多人 , 一人一枪”，“用机枪扫射"。据戒严-部队指挥部介绍 , 这些都纯属谣言。事实真相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一个人也没有死。

6月4日凌晨一时半 ,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市民和学生 , 应立即离开 ”，广场上反复播放这个紧急通告后，大批围观群众迅速离开。但仍有一部份入围聚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

凌晨四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从凌晨五时左右，在广场上的大学生也举着旗子和横幅缓缓从广场南端撤走。戒严部队开始清场。在清场过程中根本未发生严重冲突，解放军战士没有打死一个人，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天亮后广场上的火光，是战士们在烧堆积在广场上的垃圾、纸箱及破旧帐篷。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一)

在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 一些暴徒抢劫军用枪支弹药, 袭击抢杀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 砸毁焚烧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袭击国家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和要害部门 , 疯狂进行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活动。对上述严重犯罪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依法严惩, 为此, 特严正通告:

一、反革命暴乱分子搞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不听警告, 胆敢继续犯罪者, 执勤人员和公民都有权采取一切措施当场制止。
二、凡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参加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者, 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本单位领导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拒不坦白自首的, 将依法严惩。

三、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 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拒不送交者, 以私藏和抢劫枪支弹药罪论处。

四、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大学生、全体市民, 要积极揭发检举暴乱分子的罪行。对提供重要线索有功者给予重奖, 对知情不举、包庇和窝藏罪犯者, 要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989 年 6 月 5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二)

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 目前尚未完全平息。一小撮暴徒打、砸、抢、烧、杀, 无恶不作。现在, 他们还在到处制造谣言，设置路障，围堵、烧、砸军车和公共汽车，袭击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租公安干警，有的向群众打黑枪嫁祸解放军。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特向全体市民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人民要提高警惕 , 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发现造谣者要立即向本单位和公安机关报告。
二、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 , 市民要留在家中，不要随意上街，不要在街头聚集围观。
三、遇有暴徒围堵烧、砸车辆，袭击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时，要立即离开，以保生命安全。
四、遇有暴徒进行其它犯罪活动，要记下暴徒特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五、全市人民要积极配合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和公安干警，坚决打击一小撮打砸抢烧杀的暴乱分子，以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人民工作、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哥哥，姐姐：我爱你！

2008-04-12T11:50:00.002+08:00

《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

（按）十八日下午，北京市一一一中学两位女同学冒雨送来了她们写给绝食团大学生的信，她们哭着说：「当官的不理解他们......」

现把来信摘发如下：

敬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你们绝食已经六天了，为了民主，你们付出了这么多代价，我们敬爱你们。
作为中学生句我们也同样拥有爱国心。你们的行动，已经唤醒了人们，人们不能再沉默下去，再忍耐下去。相信历史会对你们的行动作出公正的评价！是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公平对话。你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请接受小弟弟、小妹妹们的请求：喝一口水吧！
　
我们的心碎了，一切有良知的人心碎了。我们也组织了声援团，我们高呼:「哥哥姐姐 ,我们来了！」

北京市一一一中学学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两名女中共党员上书赵紫阳、李鹏

2008-04-12T11:44:00.002+08:00

《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

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

我们是有四十年左右党龄的两位老共产党员，多年从事教育工作，想就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事态陈述我们的想法与请求。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觉心所向。我们两位以普通共产党员身份希望我们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能以大局、国家前途为重，以学生的生命为重，向周恩来总理学习，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去进行真诚的对话。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错了的就要向学生赔礼道歉，只有那样做，才会获得人民和学生的谅解。否则，酿成不良后果由谁来负？

人命关天，国难当头，请你们三思。
切盼！切盼！

北京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陈勇
北京师范学院原统战部长宁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万里说学生运动是爱国行动

2008-04-12T11:32:00.003+08:00

《经济日报》1989年5月19日第2219号

据新华社渥太华5月17日电（记者袁荣生、徐林兴）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委员长今天在这里说，现在学生、知识界人士、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这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

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慢了一些，民主发扬得不够，群众监督也不够。万里是在会见加拿大总督让·索维时讲这番话的。在为时55分钟的会见中，索维夫人向万里委员长询问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最近中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和绝食行动的情况。

万里说，群众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比较缓慢有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下月召开的会议上讨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 , 他又说，这次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抗议行动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中国政府的总的方针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文章

2008-04-08T13:01:00.005+08:00

本报17日夜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民意测验——
多数认为学运是爱国运动

本报讯 5月17日北京上百万市民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在报编辑部立即组织民意问卷调查。夜晚23至24点，500份墨迹未干的问卷发到在天安门广场均市民手中，参加这次答卷的市民有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及个体等户等，根据收回的423份问卷统计，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人达到 90% 以上 ,认为今天的大游行会迫使政府让步，加快民主进程的达 80% 以上，以下是答卷的部分题目统计：

(一)你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 :
1. 爱国民主运动(387)。 2. 学生闹事( 3 )。 3. 动乱( )。 4. 说不清楚( )。

(二)你对学生绝食:
1. 支持( 277 )。 2. 理解( 193 )。 3. 感到不理解( 17 )。 4. 无所谓( )。

(三) 在这次运动中 , 你曾:
1.参加游行( 262 )。 2.捐款( 240 ) 。 3.鼓掌，心里支持( 240 )。 4.未参加( 5 )。

(四)你认为谁该出来对话
1. 邓小平( 241)。 2. 赵紫阳( 248 )。 3. 李鹏( 257 )。

(五)你认为绝食游行的结局是
1. 政府同意学生要求(280 )。 2. 双方妥协( 48 )。 3. 政府镇压( 7 )。 4. 全国大乱( 11 ) 5. 说不清楚( 46 )

风雨同舟，赤字情深

2008-04-07T11:10:00.002+08:00

摘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89年06期
文档下载：风雨同舟赤字情深

始于今年四月初的北京学潮和动乱，很快涉及到全国，随着事态的发展，动力发展至反革命暴乱，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此刻，正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日本和香港的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进修和搞协作研究的26名第三军医大学的闻之科技人员，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各取所需的从不同立场，传播着各种信息和谣言，一些政治力量不断地掀起反华浪潮，组织一些人到驻中国使馆示威、游行、静坐、声援。一时间，谣言四起、乌烟瘴气。

祖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军医大学的这些文职科技人员，给母校一次次打来越洋电话，发来一封封航空信件，询问真实情况，表达远离祖国怀抱、仍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拳拳赤子之心。

几乎是同时，他们的母校——第三军医大学，正在发动各方力量，给派往国外、境外的科技人员去信，去电话，介绍国内学潮、动乱和暴乱的真相，宣传我党、我国政府的政策和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一系列措施要求海内外学子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这段时间里，这26名文职科技人员收到了母校10多个科研室、16名专家教授、部分领导干部和机关的信件、电话以及家属来信、来电。有的教授还专门给国外的导师去信，介绍我们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希望导师能影响留学人员。有一名教授给自己在国外留学生的学生写信说：“人家当着你的面把国旗烧毁，人家把象征西方自由的女神像抬到天安门广场，只要是中国人，就应当站出来反对这些可耻的行径，绝没有中立可言。”一名家属给丈夫的信说：“我们都是中共党员，我们要坚信党中央，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来自母校，来自祖国的信电，给这26名科技人员增加了无穷的力量，无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立场、政治态度和舆论如何宣传，他们决不改变对祖国的赤诚，决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更不迷惘、踌躇和消沉，而是勇敢的迎着风浪、用政治的刻刀塑造自己。护照到期的坚决回国，不寄人篱下屈当二三等公民，被邀请参与当地反华浪潮的，严词拒绝，集中精力珍惜时间发愤学习。

1986年6月到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医学中心搞协助研究的博士生马利，今年6月结束工作时，美国已宣布给所有的中国人延长签证一年，路易斯安娜医学中心，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他却依然选择了回国。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与我以前在国内受到的教育不无关系，我的人生观并不是要求在洋人的鼻子底下一辈子，所以我本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一个普通党员应有的觉悟，在一片反对声中，于6月18日乘中国民航回来了，我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

1988年10月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进修的副教授赵华富，给母校来信说“有的学生发起签名登报、捐款声援北京‘高自联’，数次前往中国领事馆游行、示威、静坐。有的年轻朋友邀我参加，我一次也没去。我对他们说，在别人国土上示威中国政府，算什么能耐。”

今年5月动乱期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学习的博士生李德勤，在平息暴乱后给父母来信说：“实现现代化需要安定团结的环境，政府平息这场动乱是完全必要的。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四个’坚持才是中国的方向。组织上送我出来学习，我将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争取学到更多的知识，为祖国效力。”

目前，26名在国外、境外留学、进修和协助搞研究的科技人员，已有21名来信向组织表示，决心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学习和工作结束后，返回祖国，为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分区理论是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008-04-03T10:35:00.003+08:00

摘自《江苏商论》1989年第6期
作者：黄淑佳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整治风暴，从学潮到动乱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次大较量，是一场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斗争。它以活生生的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和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绝对不可忽视或者偏废，否则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这一深刻教训具有普遍性，对各行各业都有指导意义，经济理论研究也当然不例外。

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条重要战线，它与文艺、新闻、出版等一样，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为社会主义服务，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回顾过去的10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理论包括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重点，出现了空前繁荣活跃的好形势。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多种所有制并存合理结构的理论、生产力标准的理论等理论的确立，对于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观念的更新和实际工作的推动，都起了巨大的催化和指导作用。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也不能不看到经济理论存在不少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思想解放还不够，理论研究还跟不上实践的发展，不能还囿于传统观点的束缚，及时给予理论上的总结和指导，这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勇气去继续大胆探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极少数别有用心肆意鼓吹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搏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企图把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股思潮的袭击下，理论界思想严重混乱。一个时期以来，似乎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就是“思想解放”，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成为“保守”；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津津乐道。这是一种危害性更大的倾向，是当前须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要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对某些理论上的是非加以廓清。从近几年商业经济研究实际的课题来看，我以为在如下三个比较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必须分清界限，澄清模糊观念，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第一、关于商业的所有制结构，在克服“一大二公”观念的同时，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而不是搞什么“私有化”。

10年来，我们对“一大二公”的否定，是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不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存在多层次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对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确立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产物，是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矛盾的客观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枷锁，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己当家作主、合理配置资源、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按劳分配、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的经济基础，这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办到。没有公有制经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但它毕竟是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操纵，归根到底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上不能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提并论，忽视两者本质的区别，就会陷入“形而上学”。当然这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可以包揽所有经济领域。10年来，正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个体劳动者经济的私营经济，并在体制改革中尝试将一小部分国营小商业、小服务企业转为私人经营；同时在对外开放中建立了中外合作、中外合作经济，大体形成了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框架。但是，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采取全盘否定，他们接过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口号，鼓吹私有制的“优越”，主张在中国推行私有制的私有化。理由是中国没有经过一个单独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需要通过“私有化”来“补资本主义的课”。其实，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通，这早已为中国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所证明。在今天，更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所不容。而且，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不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消除。“持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科学的结论。诚然，在中国，公有制经济由于诞生时间不过几十年，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受到“左”的影响，所以还存在某些缺陷和弊病，但它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改革来加以克服和趋于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应该利用人类迄今已经创造的文明、汲取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某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而加以运用，但这与全盘西化推行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鼓吹“私有化”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我们必须揭露这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的欺骗性，在所有制改革中掌握理论上的界限。

第二，我们要发展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搞什么“市场经济”。

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论断，这就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这里必须注意，一个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一个是有计划，一个是商品市场和商品交换。这三者统一而不分割，也即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浏览模式。虽然，对这一科学概念的认识还需要通过实践、探索来逐步加深，以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的目标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现在有种论点认为，“商品经济”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不过提法不同。对此我认为不能含糊，这实质上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是一个原则问题。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之所以还要发展商品经济，是因为公有制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以及一切劳动者都要通过商品经济这种形式来实现劳动价值的交换，实现本企业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商品经济当然不能离开市场这个载体。离开市场去实现价值的交换，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改革中十分重视对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属于资产主义范畴，它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高于一切，主宰一切，是不可驾驭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市场是可以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加以调控的；（2）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体——私有制企业是完全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社会主义市场的主体是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们只能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们必须受国家——资产所有者的制约；（3）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是自发地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是在客观计划指导下的自觉运用。因此，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认为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这里，市场调节只是实现经济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主宰一切。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市场经济发展史，它是和封建主义领地分割相对立的，在数百年的发展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千百万农民的破产和无产阶级的赤贫化，从而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这种事实是资产阶级所粉饰不了的。在今天，争夺世界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突出矛盾。我们是一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依靠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必须依靠和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坚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要克服高度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病，又要防止放任自流、失去控制、完全让市场机制自发地起作用，否则就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起破坏作用。事实上最近几年已有不少教训，目前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混乱现象的产生，与“市场经济”观点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让“市场经济”混淆了理论概念。

第三，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推行产权明晰化，不能把公有制分解，割裂。

如何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一些同志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路，提出要使产权明晰化，把国有资产同企业承包后的新增资产加以划分。有的提出企业股份化的设想，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这些都有一定道理，值得研究探讨和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但是，也有一种观点主张把企业的资产存量分股量化到职工个人，使产权“彻底”明晰化，认为这样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使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增强主人翁感，从而形成一种内部激励机制，把企业搞活。对此，且不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可行性如何，就理论上来说，我以为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基础的一种分解和割裂，是资产“私有化”的一种变形。

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一般是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中的合作型企业，在近几年的体制改革中，采取动员本企业职工入股的办法，恢复“一定范围内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集体经济特征，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职工的向心力，应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它使一部分生活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基础，使集体经济名实相符。有的集体企业为了克服“一平二调”原有资产存量划出一小部分作为职工的名义股份，实行劳动分红，这种方法尚在试验，但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同，它的资产并不是由职工入股组成，而是分别属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投资。这些投资实际上是全社会创造的财富，政府是所有者的代表。因此，企业除了应交国家税收以外，还必须首先保证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只是其一。其二，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支柱和骨干，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采取何种改革形式，其原则都必须是使经济实力得到增强而不是削弱，这主要是看有无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能力。如果在承包后将新增资产（哪怕是一部分）量化到职工个人，则势必影响企业的可支配资金，削弱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三，集体企业的职工股份由入股组成，带有某种集体性质，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存量分股到职工，这是将生产基金转成了消费基金，于治理经济环境不利。因此，有些在集体所有制经济看来可以采取的改革措施，并不能随意移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实行公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制，可以作为改革的一种思路。但是，不能把股份制绝对化，也不应因实行股份制而否定全民所有制，更不能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都变成为企业的“小股东”。认为只有把职工变为股东才能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思想，这就在实质上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观念的思想觉悟，也否定了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威力。职工股东化的结果，很可能是股东观念强化，政治觉悟弱化。我们毕竟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中，同时培育一代新人，一支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职工队伍。我们不仅要看到物质利益对职工的激励作用，更要看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对职工的巨大鼓舞作用。

以上三个问题（当然还不是全部问题），就多数人来说，主要是认识上的差异。但是已经足以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泛滥。这种思潮的鼓吹者，结果正确的口号，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制造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一些人，特别一些阅历尚浅的青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我们务必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开展批判。研究理论，必须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贯彻“双百”方针，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实行学术自由。但这绝不是说，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不能展开批判。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阶级性的。真理越辩越明，坚决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被搞乱的理论是非加以拨正和澄清。

从学潮到反革命暴乱——风雨过后的反思

2007-07-10T14:08:00.001+08:00

摘自《现代教育科学》 1989年第3期
吉林工业大学学生程华

学潮刚发生的时候，我犹如置身于狂波巨涛声中，四周是呐喊，是口号，是标语，是来自“美国之音”、“英国BBC”、 “自由之声”的“真实报道”、“最新消息”。几乎每个同学都被北京的气氛所感染。“我们也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也有精忠人民、报效祖国之志，怎能无动于衷？”已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一种莫名的愤慨所充溢的内心激情一旦和外部环境“合拍共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本来有善良愿望和爱国激情的学潮便愈演愈烈。“自己点火有控制不住火势，最终也被大火烧伤。”现在才觉得，是我们自己放火毁了自己，被坏人利用，被推向违背我们的初衷的深渊。

最终导致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令人发指的反革命暴乱在神圣的祖国首都发生，并波及许多大城市，给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损失。

事态的发展一再证明，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恰如其分的。在北京实行戒严是保证首都人民生活安定团结的必要措施。戒严部队官兵是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事态的发展也充分表明；我们最初的愿望与政府是一致的，我们和政府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政府和广大人民确确实实地把我们青年作为他们的子女，而我们的盲目和不理智行动却使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找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乘之机，使政府和人民感到棘手和为难，酿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悲惨结局。

教训是惨重的，是沉痛的。对于我们广大青年学生，最迫切、最要紧的事情是吸取教训，反思过去，面向未来，“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我们应当更加成熟，更加稳重，更加沉着，更加理智地把握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克服盲目和冲动，把枪的爱国激情融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把强烈的报国之志化为潜心学业的动力，为振兴中华、富强祖国建功立业。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高等院校，绝不能任方励之、刘晓波之流的“黑手“伸向我们阅历浅薄的大学生，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小气候。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包括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作为强国之途的改革与开放已日渐深入人心。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必须解决的四件大事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祖国的前程的关键。我们深信，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携起手来，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开创美好的未来。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2007-06-26T13:54:00.001+08:00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６日头版头条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李鹏：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

2007-06-12T02:37:00.000+08:00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一九八九年的回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一九八九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和严峻的考验，战胜了重重困难，在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我们在去年取得的胜利和成绩，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止了动乱和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二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三是，政治思想战线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些胜利和成绩，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振奋民族精神，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

去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这场风波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激烈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挽狂澜，发挥了中流琢柱的重要作用。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为平息动乱暴乱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平息动乱暴乱的胜利，粉碎了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妄想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保卫了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进行斗争的成果，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避免了我国一次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和历史的大倒退。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依然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改革开放、蓬勃向上的姿态，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这场斗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必将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出来。

平息暴乱之后，由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首都部分地区戒严在两个多月前已经解除。现在，全国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平息动乱暴乱所采取的决策和措施是正确的，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去年那场风波，对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很大的干扰，给我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经过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艰苦奋斗，共同努力，治理整顿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国民经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充分表明了我国人民团结奋战的坚强意志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严重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趋于缓和。去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百分之十七点八，上涨幅度低于上年，虽然没有实现明显低于上年的要求，但是涨势逐月减弱，从去年十月开始上涨幅度已持续五个月降到一位数以内。现在商品供应情况比较好，市场物价基本稳定，这同一九八八年发生的抢购风潮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四千亿元，比上年减少近五百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压缩规模更大一些。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抑制。城乡储蓄增加一千三百三十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这既是人民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力支援，也是对政府经济政策信任的表现。货币投放大幅度减少，贷款规模得到控制，金融状况有了好转。

——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起步。在加强总量控制的同时，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和贷款结构，压缩了一批楼堂馆所，压缩了一批高消耗、低水平、重复生产的一般加工工业，以及助长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产品的生产和建设，加强了农业、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的生产和建设。不少地方和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治理，清理整顿公司有了进展。截至今年二月底，全国已撤并公司七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党政机关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者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在清理整顿公司中，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九万多件，收缴罚款和没收款共二点八亿元。流通领域公司盲目发展的状况得到控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件八十五万件，上缴国家财政的罚款和没收款共十一亿元。经过全国税收、审计、财务、物价检查，共查出各类违纪金额一百几十亿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对市场秩序进行整顿，逐步健全市场法规，加强了市场管理。

——国民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有效供给继续增加。一九八九年国民生产总值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国民收入一万三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七。农业总产值六千五百五十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三。粮食总产量四万零七百四十五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二万一千八百八十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钢产量突破六千万吨，达到六千一百二十四万吨。化肥（折纯）产量一千八百五十五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六。煤炭产量突破十亿吨大关，达到十亿零四千万吨。发电量五千八百二十亿千瓦小时，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七。多年来能源工业增长和整个工业发展很不适应的矛盾有所缓解。

——重点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去年共建成投产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五十七个，限额以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二十五个。新增加的重要生产能力有：发电装机容量九百零二万千瓦，原煤开采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吨，洗煤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原油开采一千七百零五万吨，铁路复线三百一十八公里，公路三千零二公里，港口吞吐能力四千八百八十五万吨，新增市内电话一百零五万门。

——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继续发展。去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一千一百一十六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其中，出口为五百二十五亿美元，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全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百亿零六千万美元，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五千七百七十九个。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去年，我国国际旅游业遇到很大困难，但经过努力，正在逐步恢复中，全年仍创汇十八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有所增加，国际收支情况有了改善。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我国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国防建设等项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去年，经国家批准的自然科学奖六十项，科学技术进步奖五百零四项，发明奖一百五十项，星火奖一百二十三项。一些领域的科技成果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教育事业在稳定发展中注意提高质量，调整结构，加强了思想品德教育。各项文化事业继续发展，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体育事业取得了比校好的成绩。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保卫祖国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和支援国家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对动乱暴乱经验教训的总结，政治思想战线出现了新的转机。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批驳和抵制，甚至还受到纵容和支持。去年下半年以来，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扭转。前几年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现在重新得到重视，一些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制度和方法得到恢复和改进。前几年由于放松廉政建设，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奢侈浪费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滋长蔓延，有些甚至违法乱纪、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决心惩治腐败，努力保持为政清廉，为此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特别是抓了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七件事，使廉政建设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前几年重视物质文明建设是对的，但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上升，建国以来已经绝迹的一些丑恶现象重新出现。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大力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事迹，开展学雷锋学赖宁的活动，发扬了社会主义正气。与此同时，认真开展“扫黄”和除“六害”，初步遏制了社会丑恶现象的蔓延。在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去年共破获各类刑事犯罪案件一百一十万多起，其中重大案件二十七万多起。到各级检察、司法和监察机关投案自首的经济犯罪分子五万三千七百七十一名，涉及犯罪金额五亿一千一百万元。现在，一批大案要案有的已经公布，有的正在积极查处之中。

当前，我们的国家在前进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在经济方面，多年积累下来的产业结构失调、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合理、经济效益差等深层次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在治理整顿中又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过猛、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等新的矛盾和问题。旧矛盾和新矛盾相互交织，更增加了问题和困难的严重程度，增加了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复杂性。廉政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某些单位和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至今还是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严重问题。一些地方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社会治安状况尚未明显好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消除，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尚未肃清，整个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充分估计，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才能下更大的决心，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推进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回顾一九八九年，我国各族人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在实践中积累了对今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宝贵经验。

第一，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国际上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国内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去年的风波再一次告诉我们，国家发生动乱，社会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不仅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无法进行，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也无法得到保障。中国人民吃够了动乱的苦头，决不允许有人再制造动乱，把本来充满希望、前途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乱糟糟的动荡不安的中国。维护国家的稳定，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当前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稳定更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自觉爱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进行斗争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我们的国家里，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状态，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剥削阶级社会固有的欺诈、堕落、犯罪就会泛滥成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国家也不可能真正独立，而只能沦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使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才有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是人民自觉作出的选择。在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

第三，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去年国内和国际上出现的政治风波，深刻地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目的在于引向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必须认真吸取前几年的教训，一手抓好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讲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是反对我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而是有特定的含意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些口头上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实际上妄图在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反宪法的政治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积建国四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决贯彻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在过去的实际经济工作中，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建设摊子过大，导致总量失衡，结构恶化，通货膨胀加剧，迫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对经济进行调整。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要实现到本世纪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今后大体需要保持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四的经济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保持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使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现在进行治理整顿，止是为了消除前几年经济过热遗留下来的不稳定因素，为整个九十年代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在治理整顿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低一点是正常的，决不能因此而动摇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心。

第五，必须保持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它们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正确的，是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去年那场风波之后，我们反复重申，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变，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不变。这对于稳定人心，稳定大局，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后我们仍然要努力保持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凡是重大决策和改革措施的出台或变动，都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经过民主讨论，科学论证，慎重考虑，决不仓促行事。要在保持基本方针政策连续不变的前提下，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兴利除弊，对某些具体政策和改革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更加有利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第六，必须紧紧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决消除腐败现象，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在去年那场风波中，广大人民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历史责任感。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那场斗争的胜利的。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之后，在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急国家所急，为夺回动乱暴乱造成的经济损失付出了艰苦努力，为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高昂民族气节，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伟大人民。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只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觉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切实改进作风，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广大群众一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大的风浪也可以安全渡过。

二、一九九○年的国内工作

今年是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在今后十年里，我们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任务更加宏伟和艰巨。今年又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极为重要的一年。多年积累的问题和新出现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方面的困难比较集中。做好今年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治理整顿任务，而且对于整个九十年代的建设和改革都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一九九○年政府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克服困难，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为实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发展是基础，归根到底，必须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家计划要求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六，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粮食产量达到四万一千二百五十万吨，比上年增加五百零五万吨。今年进入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要在继续坚持和改进总量控制的同时，把重点放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把改革和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整个经济能够进一步沿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为此，国务院认为，今年各级政府要努力做好以下十项工作。

第一，集中力量办好农业，争取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有一个好的收成，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各级政府都必须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动员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支援农业，齐心合力地把农业搞上去。

今年国家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银行要增加对农业的贷款。中央掌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业的投资比上年增加近百分之三十，是近十年来增加最多的一年。地方各级政府也要拿出一定的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群众是农业投入的主体，要引导和组织他们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和开发，并从多方面增加劳动积累。要加强大江大河的治理，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注重多种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稳定发展。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要一年又一年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扎扎实实地讲究实效，避免形式主义。

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的方针，切实加强和组织领导好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针对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围绕粮棉油等农作物的稳产高产，重点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模式化栽培、塑料薄膜覆盖、耕作制度改革、病虫害综合防治、合理施肥、节水型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等多项技术措施。进一步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农业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并健全以乡为重点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组织。各级政府要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采取必要措施，改善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努力增加化肥、农药、农膜和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对农用工业所需的物资、资金、能源和运力，优先予以保证。坚持和改进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工作，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

从根本上说，把我国农业搞上去，关键是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保持农村基本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努力完善和发展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建立健全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科技、供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同调动农民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结合起来。在有条件的地区，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稳妥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新的集体经济，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为了鼓励农民增加棉花、油料等生产，协调农村经济中的比较利益，国务院已经决定，今年将提高棉花、油料、糖料的合同收购价格。为了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各级政府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努力做好。

乡镇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和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乡镇企业目前困难比较多，各级政府要加以扶植和引导。乡镇企业本身也要本着“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认真进行治理整顿。各地区要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形式的乡镇企业。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农村社会保障，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巩固基层政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都将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努力改变市场销售疲软状况，重点抓好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保持工业生产适度增长。

当前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产成品库存严重积压、企业资金紧缺、生产低速增长、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等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最近，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分析研究，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销售疲软。而市场销售之所以疲软，又是多种因素的反映。一是，前些年经济过热，加工工业盲目发展，现在实行治理整顿，压缩投资规模，控制消费需求，再加上清理整顿公司，加强廉政建设，部分企业的产品特别是质次价高、不适销对路的产品，市场销路就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二是，经过治理整顿，市场物价涨势趋缓，相对稳定，又实行了保值储蓄，广大居民存款待购，出现了“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三是，现行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缺陷，促使地方、部门和企业往往考虑局部利益比较多，影响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进展迟缓。四是，国务院在宏观疏导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够及时有力，缺乏有效的办法。总起来看，上述现象是治理整顿中实行紧缩方针难以完全避免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和暂时困难。但是，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采取有效措施，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

国务院已经决定，在坚持财政金融“双紧”方针的前提下，从多方面采取缓解当前矛盾的措施，其中包括：适度放松金融，增加一些贷款，主要用于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增加商业、物资和外贸收购资金；适当调整存贷款利率，在贷款上实行差别利率；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尽快清理“三角债”，全面恢复银行托收承付制度，以减少企业间的相互拖欠；适当增加一些投资，主要用于计划内重点建设项目和企业的技术改造，用于在城市建设一些中低档职工住宅，在农村用以工代赈的形式搞一些水利建设和公路建设，同时严禁恢复和新建楼堂馆所；大力搞活流通，积极开拓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通过多条渠道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对部分商品价格实行有升有降的适当调整；等等。这些措施正在陆续下达，各部门、各地区要抓紧落实，使它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改变市场销售疲软的状况，保证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的适度稳定增长，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结构不合理是前几年经济过热在全国工业生产中造成的一个突出矛盾。必须抓紧当前治理整顿的有利时机，把市场销售疲软的压力变为调整结构的动力，努力开发新产品、新品种，增产名牌优质产品和市场紧缺产品，尤其要增产适应农村需要的日用消费品。积极增加出口产品和能够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各部门、各地区都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列出限制生产、淘汰生产和保证生产的产品目录，并从资金、能源、原材料供应和运力方面，实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措施。在调整产品结构的同时，认真抓好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继续保持能源、重要原材料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稳定增长。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是改善工业生产结构的重要方面，核心的问题是充分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骨干作用。国家今年将在资金、物资和运力的分配上，实行重点倾斜措施，优先保证那些产品质量高、适销对路、物质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的大中型企业的需要。同时，国家对那些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好的中小企业也要实行保护政策。对城镇集体企业要加以引导和扶植，促进它们健康发展。

工业企业效益差是当前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所有工业部门和工业企业，都要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到提高素质和效益上来。大力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争取在这方面有较大的进步。国家要增加对企业的技术改造贷款，企业本身也要把更多的自有资金用于技术改造，重点是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增加出口创汇和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能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对于挖掘现有生产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必须坚持从严治厂，健全和完善定员定额管理、资金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经济核算等基础工作和规章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和建设的主力军。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推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制度，充分发挥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把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把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一步。

第三，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证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无论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还是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科技工作的重点，是引进、示范和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继续抓紧抓好“星火”、“丰收”计划的组织实施，加强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开发，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后劲。在工业生产建设中，重点推广一批对能源、交通、原材料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有较为显著的效益，对企业调整产品结构、降低物质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有重要作用的科技成果。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都要建立和完善厂长领导下的总工程师负责的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体系，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也要以多种方式形成自己的技术依托。继续抓好“火炬”计划以及其他高、新技术开发计划的实施。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军工企业等有条件的单位兴办科技开发型企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继续抓好“七五”科技攻关计划和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实施，加强软科学研究，办好一批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重视和支持基础性科研工作，保证中长期探索性科学研究的稳定发展。健全自然科学科研基金制度，充分发挥专利制度的作用，发展和完善技术市场，深化和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国务院今年将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制定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纲领，以便更好地指导和促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民族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各类人才。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切实纠正忽视德育的倾向，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高等学校要对学生重点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和向人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认真整顿校园秩序，加强校纪校风建设，制定和实施大学生参加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军事训练、劳动锻炼的具体措施。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和欢迎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为他们创造条件，做好安排。中小学校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由浅入深，有步骤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加强国情教育和劳动教育，继续开展行为规范教育，广泛开展学习赖宁的活动。今年，要围绕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在学生中开展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历史传统的教育，提高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性。要认真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帮助广大教师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学校贯彻教育方针情况的督导工作。继续抓好基础教育，稳步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并采取积极措施，制止中小学生辍学。继续实施“燎原计划”，推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加快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健康发展。以整顿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重点，努力提高成人教育的水平。高等教育要在办好现有院校的基础上，加快结构调整，深化教育改革。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重视对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利用现代技术，开发新的教学手段，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妥善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本着充实基层、加强第一线的原则，合理安排使用人才。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今后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德才兼备、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原则，改进和完善派遣工作，并努力为留学生学成回国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今年是国际扫盲年，要加强领导，把全国扫盲工作推进一步。

在今年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国家继续增加了用于教育的资金。同时，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开辟多种渠道筹措教育资金，继续改善办学条件。

无论是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还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很好的知识分子队伍。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和改善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第四，继续控制社会总需求，努力做好财政金融工作。

今年必须继续控制社会需求的增长，坚持从紧的财政信贷方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就全国范围来说大体控制在去年实际工作量的水平，由国家计委根据产业政策和地区之间的不同情况制定具体的投资计划。要在控制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继续压缩一般性加工工业建设，不搞新的楼堂馆所。中央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建项目审批权限不变，但省区市下放的项目审批权限要适当集中到省一级，克服审批权多头分散现象，并坚决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务院已决定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差别税率，引导非重点建设资金转到重点建设上来。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的增长，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今年要继续采取措施，改变前几年消费需求增长超过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现象。对社会集团消费，要继续进行控制。对职工工资、奖金以及其他个人收入，都要采取适当办法加以管理和监督。健全工资基金的审批制度和银行监控支付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加强企业自有资金使用的管理，建立企业工资基金储备制度。

在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的同时，进一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既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和纠正收入过分悬殊。去年以来，通过清理整顿公司，推进廉政建设，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以及惩罚和没收非法收入，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有所改进，但是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今年，各级政府要把缓解社会分配不公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切实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限制过高收入。要进一步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类人员收入管理制度，继续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积极推行个人应税收入申报制度。

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对于打破平均主义，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现在要强调两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勤劳致富、合法致富；一是提倡先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要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做有利于缓解社会分配不公。要宣传这两个方面好的事例和经验，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今年内债将进入还债高峰，外债还本付息额也有所增加，财政上还会有一些其它增支减收因素，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将比去年更困难。解决财政困难的出路，一是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严格各项税种的征收和管理，清理不合理的减免税和税款拖欠，堵塞偷漏税，整顿各种补贴；二是把前些年经济过热时抬高起来的各项支出缩减下来。关键是精简政府机构，整顿各类团体和组织。各项财政支出都必须严格按预算执行。通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把财政赤字控制在计划规定的额度内。行政事业单位要勤俭节约，企业也要勤俭节约。各地方、各部门、各行各业都要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

银行要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继续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调整贷款结构，并且认真总结去年的经验，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好适时适度调节，加强分类指导，把贷款的发放和管理工作做好。要继续对农业生产、农副产品收购和外贸收购、国家重点建设和重点生产实行倾斜政策。对经济效益好的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贷款，优先予以支持。认真清理各项贷款，挖掘资金潜力，加速资金周转。继续开办保值储蓄，积极组织和吸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第五，加强物价管理，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

稳定物价、稳定市场，是安定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今年必须在继续控制社会需求的同时，努力增加有效供给。继续认真抓好“菜篮子”，加强副食品基地建设，尤其要抓好大中城市肉、蛋、菜的生产和供应。进一步抓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工业品和小商品的生产，丰富与活跃城乡市场。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发挥主渠道和蓄水池作用，努力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做好主要商品的购销和地区间的调剂工作，特别要采取多种形式，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商业和供销部门要进一步改进经营作风，提高服务质量，正确和积极地引导消费，打开产品销路，促进生产发展。允许一部分集体、个体商业经营某些小商品的批发业务，以活跃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市场物价管理。在不放松城市物价管理的同时，逐步加强农村市场物价的管理。对已经放开价格的少数重要商品继续实行限价或提价申报制度。对群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和劳务收费，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认真执行商品明码标价制度。清理整顿各种收费，坚决制止各种乱涨价和乱收费。强化物价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各级政府要继续实行控制物价的目标责任制。

尽量减少待业人员，妥善做好停产半停产企业人员的工作，是安排好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开拓生产经营和服务领域，增加就业门路。要组织企业富余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检修设备、清仓利库等多种活动，不要把他们推到社会上去。对停工待工人员，要区别不同情况，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在农村要组织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和修路筑桥，从事各项开发性农业建设。按照国家政策，提倡和支持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发挥它们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增加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了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第六，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深化企业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相辅相成的，目的都是为了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必须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更好地把改革推向前进，需要重申以下几个基本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当前的改革要为治理整顿服务，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要坚持稳定、充实、调整和完善的方针，同时积极稳妥地进行有关方面的改革试点。

正确认识和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是深化和完善改革的关键问题。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现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以下的观点：（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同发展商品经济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的，应当并且可能既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应当有机结合，结合的形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带有强制性，但其制定和实施也必须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二是指导性计划，这种计划有一定的约束力，为经济活动指明方向和目标，主要依靠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促其实现；三是市场调节，这种调节是在国家总体计划指导和法规约束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来进行的。（三）上述三种结合形式的具体运用和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企业、不同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产业和产品而有所不同，并且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经常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四）在宏观上自觉注意综合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加强经济信息的分析和经济预测。（五）检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能否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和模式。根据上述从实践中得出的基本认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必须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主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的产品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重要建设项目，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决策和计划管理，同时在投资使用、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上注意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管理为主，对城乡集体经济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实行市场调节。这样做，就可以基本上改变原有的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体制，初步体现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计划经济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经验不足，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和不断改进。

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着重点放在继续深化企业改革上。坚持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总结经验，兴利除弊，使承包制在继续发挥鼓励机制的同时，加强约束机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以及长远和当前的关系，克服短期行为。分别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情况，合理确定承包期限和基数，完善承包考核内容和内部分配办法，确保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值。企业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为国家多做贡献。进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试点。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认真贯彻《企业法》，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发挥企业职代会和工会的作用。

利用当前治理整顿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扩大企业间的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团。发展企业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增加开发能力。要通过多种形式推动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积极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体系与制度的建设。按照治理整顿期间的要求，改进和完善计划、流通、财政、税收、金融等管理体制。在计划体制方面，加强综合平衡，适当调整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改进指令性计划的管理，完善指导性计划的实施办法，加强对市场调节的生产和流通的宏观引导。在物资体制方面，适当提高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比重，对企业自销的某些重要产品要划出一块由国家导向销售，进一步搞活物资流通，发展计划指导下的生产资料市场。在金融体制方面，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对专业银行的归口领导和管理。专业银行要严格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信贷计划。合理设置金融机构，纠正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不合理的业务交叉，发挥利率杠杆对资金需求和资金流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资金市场的管理。在财政体制方面，按照适当集中财力的原则，在继续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的情况下，区别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适当提高地方上交国家财政的数额，适当减少中央对地方的补贴。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进行分税制的试点。按照集中税权、统一税法、分级管理的原则，改进税收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审计、统计、物价、工商管理和经济信息系统的建设，发挥它们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逐步探索和建立以国家计划为主要依据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配套的宏观调控体系，抓紧制定《计划法》、《投资法》，《预算法》、《银行法》、《价格法》等基本经济法律法规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今年要继续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要把清理整顿公司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继续抓紧抓好。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落实公司的撤、并、留方案，妥善处理好撤、并公司的善后事宜，保护国有财产不受损失。抓紧《公司法》草案的制定，加强公司制度建设，规范公司行为。继续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今年要重点克服煤炭市场的混乱现象，务必使这方面的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从今年开始，所有统配矿生产的煤炭、地方上交国家的部分煤炭以及经铁路运输的计划外出省煤炭，实行统一分配，统一订货，统一运输，统一调度。对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公开销售制度，并颁布具体实施办法。要坚决反对和制止地区封锁、分割统一市场的行为。

今年还要推进一些重大改革的试点，包括深化计划单列城市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完善广东、福建、海南三省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继续开展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和办好农村改革试验区。积极稳妥地推进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第七，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

我国政府多次重申，不论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不会把已经打开的国门再关上。当前，要掌握国际上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克服暂时困难，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对外开放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积极扩大出口，是保持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基础。除继续发展传统产品出口外，进一步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扩大轻纺产品、机电产品等工业制成品以及深度加工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积极增加创汇农产品的出口。坚持和改进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在资金、贷款、能源、原材料、运力和配额等方面，对重点行业和企业给予积极支持。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外贸部门，必须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更新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产品包装，改进推销服务，并严格信守合同。商检部门要加强对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工作。

在努力扩大外贸出口的同时，合理安排进口，把有限的外汇集中用于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建设的重要设备和物资的进口。凡是国内能够生产供应的原材料和机电设备，都要积极采取措施组织生产，争取少进口或不进口。严格限制奢侈品、高档消费品的进口，控制一般机电产品和物资的进口。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积极发展进口替代，加快国产化进程，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在稳定外贸承包体制的前提下，根据治理整顿的要求，加以适当调整和完善。继续搞好外贸领域的整顿工作。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改变外汇使用过于分散的现象。

继续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认真执行有关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集中力量办好已建成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发挥示范作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今后利用外资的重点。对新的外商投资，要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予以引导，把握好外资投向。鼓励多办一些利用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推动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继续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我国外债余额已达到四百多亿美元。虽然我国具有充分的偿债能力，但必须切实加强对外债借、用、还三个环节的管理，防止借债失控，并努力把资金运用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

继续稳定和完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以及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倡和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方面的窗口和基地作用。

第八，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各级政府要主动支持，努力配合，积极做好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检查，主动加强同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的联系，为他们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高度重视他们的各种意见和建议，逐步使协商办事和民主决策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在中国，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鼓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其实质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民主之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我们务必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这种思潮的侵袭和泛滥。

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加以保障。目前，我国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年，各级政府要围绕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抓紧制定一些法律草案、法规和规章制度。继续大力普及法律常识，提高全民族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执法监督检查体系，坚决纠正目前还比较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于今年十月一日起实施，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学习行政诉讼法，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并积极主动地配合人民法院开展工作。

阶级斗争虽然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政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责，高度警惕和及时粉碎国外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打击国内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坚决打击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惩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在大中城市、铁路干线和沿海开放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整顿社会治安的斗争。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治安工作的领导，搞好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队伍的建设。同时，要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实行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安。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作好劳改、劳教工作，并为稳定政局和稳定经济提供法律服务。各级政府要利用当前有利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城乡基层政权的建设。

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离不开民族关系的和谐，离不开民族自治地区的稳定。各级政府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积极发展各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抓紧制定实施细则。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行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关心和支持军队的各项建设和改革，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根据新时期的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学习解放军的优良品德和光荣传统，在全社会深入进行国防教育，树立“居安思危”的思想，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推动国防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

第九，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社会全面进步。

我们必须认真吸取前几年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刻教训，结合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深入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以及革命传统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提倡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精神，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全国各地重新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初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大力表彰各条战线学习雷锋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宣传和推广他们的先进事迹，把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学习雷锋活动，更加广泛、更加扎实，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理论、文艺、新闻、出版、电影、电视等部门，一定要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要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对于近年来广为流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观、政治观、新闻观、文艺观等，以及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要进行抵制和批判。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扫黄”和除“六害”斗争，净化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广大理论宣传工作者、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生活，不断满足社会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为稳定大局创造良好的舆论和文化环境。

积极发展体育和卫生事业。今年将在我国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全国都要关心和支持亚运会，努力使本届亚运会达到先进水平。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要发扬团结拼搏精神，刻苦训练，努力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卫生战线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医风医德建设，发扬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精神。要重点加强预防保健和农村卫生工作，切实抓好对重点疾病的防治，进一步改善城乡卫生状况。

第十，坚持抓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占用耕地，节约使用矿产资源，继续加强环境保护。

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耕地、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去年，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但是，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十分严峻，九十年代前期我国将处在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顶峰。必须坚决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使这些政策在基层真正得到落实。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指标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在农村。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村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做好优生优育、妇幼保健、养老保险等工作。要重视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各级政府必须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抓紧计划生育的法制建设。今年要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高质量地完成这次普查工作。

坚决纠正盲目占用耕地和浪费土地的现象。各地区要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计划，严格审批建设用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管好用好土地开发基金，千方百计开发新的农业用地。今后，各地方凡因建设占用农用上地的，原则上应承担土地开发的义务，做到使用和开发并举。各地既要抓好大片荒地、滩涂的开发利用，也要重视零星闲散土地和工矿建设废弃地的复垦。

要依法整顿矿业秩序，严禁乱采滥挖等破坏行为，节约与保护矿产资源。

在治理整顿中努力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今年重点抓好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继续抓紧企业污染的防治和“三废”综合利用。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绿化祖国，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各级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努力完成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

各位代表！

为了实现上述各项工作任务，各级政府必须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量继续加强廉政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机关作风。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一件大事，必须年复一年地长期抓下去。廉政才能稳定，勤政才有希望。今年的廉政建设，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件事：（一）对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各部门采取的各项廉政规定和措施，要组织专门力量，认真进行全面检查，并将落实情况逐项公布于众，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没有做到的，要限期落实；继续违反的，要严肃查处。（二）制定和实施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监督制度，以及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的规定，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受贿的斗争。（三）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建房标准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切实纠正和防止多占住房、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和违法违纪营建私房。（四）大力整顿和坚决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加紧整肃执法部门和监督机构的违法违纪行为。

为了推进廉政建设，必须继续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特别是查处清理整顿公司中的案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已经查清的大案要案，要依法严惩，并及时公布处理结果。今年要着重查处三个方面的案件：一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执法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的案件，如贪污受贿、投机倒把、以权谋私、弄权勒索等。二是社会反映强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利用职权违法违纪营建私人住宅，公费旅游和大吃大喝、奢侈浪费等。三是严肃查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案件，以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违纪违法行为。

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几个月来，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已经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受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从今年起，县以上的政府机关，必须把组织干部下基层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当前机关干部下基层的主要任务是：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实事求是地回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和疑难问题；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国内国际形势教育；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商量，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所有下基层的机关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党政纪律，放下架子，打掉官气，真正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交朋友。要轻车简从，讲究实效，不给地方和基层单位增加负担，并参加一些劳动。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必须树立勤俭、务实、高效、谦虚的工作风尚，带头艰苦奋斗，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进一步精简机构，克服人浮于事的现象。尽力压缩会议，少发文件，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自觉克服和坚决反对分散主义的行为和倾向，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当前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要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建立学习制度，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形势，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各位代表！

在八十年代，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过中英、中葡谈判，先后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我国将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未来的十年里，我国将最终完成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使命。

香港、澳门分别进入过渡时期以来，我国政府同英国、葡萄牙政府在贯彻执行中英、中葡两个联合声明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政府对待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态度是积极的、认真的，将始终不渝地信守这两个联合声明，并履行我们的义务。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所制定的对香港、澳门地区的一系列政策都不会改变。我们高兴地看到，香港基本法（草案）这部历史性的法律文件已经起草完毕，并将提交本次大会审议，它的诞生必定会对今后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提供重要保证。

内地与港澳地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彼此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港澳同胞作为中国公民的一部分，依法享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但这种参与要尊重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广大港澳同胞都是爱国的，我们要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港澳作为颠覆中央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地。为了保持港澳的稳定繁荣，顺利实现政权交接，希望英国、葡萄牙政府继续同我国政府进行合作。

在过去的十年中，台湾海峡的局势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两岸关系由紧张对峙到逐步缓和，由长期隔绝到相互交往，正在朝着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也是长期以来两岸人民的共同意愿。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两岸关系中许多人为的隔阂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妨害实现祖国统一的障碍仍然没有排除，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虽有一些松动，但其所作所为同两岸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台湾当局仍然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坚守反共拒和的顽固立场，并且在国际上极力推行“弹性外交”、“双重承认”，进行“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岛内掀起一股鼓吹“台独”的逆流，公然主张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这必然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也是决不会坐视不理的。

九十年代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进一步充实完善有关对台政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我们对当前动荡中的台湾政局表示关切。我们愿意同台湾各个党派、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加强联系，交换意见，共商国家统一大事，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我们鼓励台湾实业界人士到大陆来投资，举办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或者以建设项目带成片开发，共同发展外向型经济。台湾当局应该进一步改变对到大陆投资实行限制的政策。我们愿意为台湾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条件。

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侨务政策，并且衷心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和平统一大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三、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美苏关系，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大集团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系，都在变化之中。德国统一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欧洲正在经历着大的变动。世界各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中正在重新分化和组合。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美国和苏联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但是美苏两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影响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美苏之间的军事对抗进一步有所减弱，裁军谈判继续进行。一年来，有关各方为谋求政治解决地区冲突而继续努力，在西南部非洲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

我们认为，在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依然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许多地区冲突尚未停止。某些大国违背国际关系准则，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矛盾进一步加深，这无疑也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

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趋向日益明显。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还没有退出国际舞台，世界就不得安宁。

面对当前这样的国际形势，如何推动它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政府一贯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立场。

一年来，我国同许多国家，特别是同周围邻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我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谊更加巩固。我们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促进自主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建议，并且希望有关各方为保持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而努力。我们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同印度的关系也在改善。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老挝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国同东盟各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同印度尼西亚进行的富有成果的会谈，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日益临近。我们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事实充分表明，我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

中苏两国自去年五月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根据高级会晤商定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和各项协议，扩大了各个领域的交往，边界谈判在继续进行，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人民同东欧各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东欧政治局势发生的剧烈变化，自然十分关心。但是，我们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东欧各国保持正常的友好关系。

我们理解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德国统一的愿望，并且主张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应当有利于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而且应当有利于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从去年六月以来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困难和曲折。其原因在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几个月来的事实使全世界再次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决不会在外来压力面前屈服的，孤立中国也是办不到的。国家间的正常关系是平等互利的。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已认识到同我国恢复和保持正常关系的重要性，它们同我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有所好转。我们希望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并愿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中美建交后的十年里，两国关系在中美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今后，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个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特别是遵守互不干涉内政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中美关系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

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一道，继续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努力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尽快恢复正常并获得进一步发展。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问题。在柬埔寨问题上，我们认为，越南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部撤军，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四方临时联合政府，是柬埔寨实现和平的保证。我们赞赏并支持联合国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欢迎一切有利于柬埔寨问题全面、公正、合理解决的建议。我们认为，任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都应该征求并尊重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并取得柬埔寨各方的同意，这样才能确保制定的方案得到全面实施。

我们一贯同情和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非洲大陆非殖民化历史使命的胜利完成，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南非当局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采取进一步措施，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关心中美洲的和平进程，并且希望美国尊重中美洲地区国家的主权。我们强烈谴责美国入侵巴拿马，并且不愿看到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居民的镇压，撤出阿拉伯被占领土，并且希望中东问题通过政治途径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使长期动乱的中东成为和平的中东。我们还衷心希望伊朗和伊拉克能在共同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的基础上，通过直接接触和谈判，把它们之间的停火发展为持久和平。

裁军问题直接关系着世界和平。制止军备竞赛，实现有效裁军，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美苏两国停止一切形式的军备竞赛，履行他们对裁军的责任，率先大幅度削减他们的核武库和常规军备。我们希望美苏作为最大的化学武器拥有国，停止生产并销毁他们现有的化学武器。我们希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就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问题取得进展。我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合理主张，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赞同。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国际裁军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近几年来，联合国在促进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就。中国愿意同其他会员国一道，为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而继续努力。

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进一步提到全世界面前。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世界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也不论社会制度异同，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开展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企图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乃至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合理基础，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实践反复证明，只要切实遵循这五项原则，各国之间不论国情有多么大的差别，都能够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国际争端不论情况多么复杂，都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我们相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符合一切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愿望。

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不等价的交换，使发展中国家遭受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沉重的债务负担，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当今的世界上，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趋势日益严重，许多人至今还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全世界加以注意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并且希望发达国家采取积极态度，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一年来，我国的外交实践进一步证明，我们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我国政府将继续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将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为谋求解决世界面临的各项重大问题作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将继续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的内政。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是决不能得逞的。不管国际上出现什么风浪，社会主义中国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各位代表！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充满希望，人类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伟大的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正以昂扬的姿态跨进九十年代，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2007-06-12T01:54:00.000+08:00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各位委员！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2007-06-10T11:22:00.000+08:00

1989年5月19日

同志们：

今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刚才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介绍的情况说明，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五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五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多，许多高等学校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全市人民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中的一些国事活动安排，也因此而被迫变更或取消，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同学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并郑重表示今后将继续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最近，甚至铁路干线上的火车也遭到拦截，使交通被迫中断。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

我们的党和政府多次说过，广大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善良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是不想搞动乱的。他们有爱国热情，希望促进民主，整治腐败，这同党和政府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已经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任意采取游行、示威、罢课乃至绝食请愿等方式，破坏了社会稳定，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连，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极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不要伤害好人，特别不要伤害青年学生。而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首都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必须强调，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党和政府同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之间的对话，包括同参加过游行、示威、罢课、绝食的学生之间的对话，还将通过多种层次、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广泛积极地进行，以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将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他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在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许多学校的负责同志、广大教师和同学们，为劝阻游行示威、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做了大量的极其艰苦的工作；广大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做出了很大贡献；机关、工厂、商店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坚持生产，坚持工作，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对这一切，党和政府是感谢你们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同志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我还要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做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不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纪法纪，切实加强对所属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进一步努力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持进行正常的生产秩序；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地复课。

同志们！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样做，相信一定会得到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定会得到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干警为维护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在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努力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同志们：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取得肆无忌惮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出煽风点火，秘密串连，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民主法制，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现在，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各级党组织必须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

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仅不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纪法纪，切实加强对所属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和管理，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进一步努力维护交通秩序、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持进行正常的生产秩序；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地复课。

同志们！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祥做，相信一定会得到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定会得到肩负着宪法赋予的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干警为维护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2007-06-10T04:17:00.001+08:0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六人。列席会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四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六十八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二十九人。

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于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做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这个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这次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做出贡献。全会相信，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得到继续发展。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满怀信心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旧闻重拾

国务院给戒严部队全体官兵的慰问信

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

关于学潮的研究

舆论宣传对大学生的影响

为了记下历史性的场面——记戒严部队某部新闻干事魏厚敏

噩耗，传到烈士的家乡之后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

热血洒京城——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的臧立杰烈士

刘晓波的“光荣”

《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节选

5.17-5.18：百万民众大游行

《经济日报》1989年5月17日第2217号 头版

首都部份新闻工作者疾呼中央不要失去最后机会

北京晚报1989年6月6日文章

哥哥，姐姐：我爱你！

两名女中共党员上书赵紫阳、李鹏

万里说学生运动是爱国行动

《北京青年报》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文章

风雨同舟，赤字情深

分区理论是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从学潮到反革命暴乱——风雨过后的反思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李鹏：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经济日报》1989年5月17日第2217号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