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宣传对大学生的影响

摘自《新闻战线》1989年第10期，该杂志现已更名为《新闻实践》
作者：李全茂

报纸与大学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986年12月发生的部分高校的学潮，今年4月至6月震惊国内外的北京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前后波及一些城市的动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与报纸、电台的错误导向有关。痛定思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报纸是大学生的路标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2页）列宁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最近几年，我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显得软弱和乏力。表现在报纸宣传上，一方面是轻视对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坚持；另一方面是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和有效的批判。

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报纸的：它宣传什么，反对什么，不仅仅是编辑部本身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党的立场。可是，近年来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比较多的报纸，把办报的党性原则不是曲解了，就是放弃或淡化了，这就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了绿灯，使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文章，在大学生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说，报纸像路标一样，把大学生成长的道路给指歪了。结果，使政治方向出现严重偏差（这里也有高等教育本身的严重问题）。

路标，是人们踏上征途寻找正确方向的指南。报纸的路标作用，体现在编辑方针和办报思想上。学潮和动乱之前，有些报纸刊登的文章或言论，很少考虑对青年人和社介产生怎样的效果，而常常以“客观、公正”自诩，不知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作风，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部分大学生从报纸上寻找根据，从社会现实中挖掘和夸大阴暗面和全方位信息，这就很容易触发事端。联想到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有好多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正像一些大学生说的，我们的爱国热情，骤然间全变了。反思之后，才发觉我们不仅被坏人利用了，也被有些报纸、电台、电视的舆论蒙蔽了。他们说：我们只想到当初的爱国热情，没有认真地考虑社会是复杂的，事情发展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吞食了苦果，我们承认有缺点、弱点和不足，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可是，我们要说，有些报纸、电台、电视也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错上加错。据对一些大学生的心态调查，他们不愿意接受反革命暴乱这样一个事实。可是，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承训.，反革命暴乱又确实发生了。一些大学生痛苦地呼喊：我们好悔啊!

笔者曾经通过漫谈的方式，了解我院17分大学生对报纸的兴趣。在37名学生中，平时关心《人民日报》的有7人次；关心《光明日报》的有13人次，关心《中国青年报》的有17人次；关心《报刊文摘》《文摘周报》的有25人次。今年北京学潮期间，我院同学跑图书馆阅览室看报纸的人数骤然增加许多倍；在学院阅报栏前看报的人数一时无法统计，看电视新闻的更是空前。这反映出，大学生在选择政治方向时，还是愿意倾听党的声音，愿意接受报纸指导的。报纸的路标作用，在实践中应当担负着特殊的正面教育的职能，但是，在学潮期间，某些新闻媒介却作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使许多大学生产生误解，出现了相当的偏激情绪。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报纸是大学生观察社会的窗口

报纸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它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许多大学生正是从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了解了社会并借以作出判断。最近一两年，一些报纸在报道有些国内外情况时，由于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往往以孤立的事实或某个新颖的论点为据，就轻易下结论，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大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记得《文摘周报》刊登过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就把中国人的缺点说得不实、不准，而且过于刻薄。在大学生中间反映强烈。不能认为登这样的文章，报纸宜传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搞一国两制，两种制度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人们的伦理道德，对社会事务的看法，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人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报纸能有更多的激发青年学生奋发向上，面对困难为国分忧的文章啊！

我们每每赞扬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生动、具体，青年人结婚都要去烈士陵园献花，而且出于自觉自愿，这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常规。在我们的国土上，长眠在不同省区的先烈数以千万计，为什么我们不能弘扬自己的爱国主义？为什么我们的青年人不苏联的青年那样？这除了教育目的、教育条件、教育方法、教育手段诸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左”的错误时，许多优良的作风，优良的传统，也遇到了不正确的否定或批判，使人们无所适从。而形成正确有效的社会奥论，不能没有报纸这个窗口。

有人说，报纸要创新，就得增加可读性，就得活跃。而活跃就得有知识性，趣味性。当然，报纸要办得活跃，固然离不开知识性、趣味性。但知识性、趣味性从来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寓教于乐，也是有条件的。有段时间，某些报纸的趣闻，代替了严肃的社会生活，有的晚报、不定期小报，互相转载、引用，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报纸，俨然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都市生活。各种社会新闻，特别是不宜青少年阅读的社会新闻见诸报端，不仅影响青少年的思想，而且也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这样的办报思想，那里还谈得上报纸的党性原则呢？

党的报纸，历来重视宣传教育，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报纸宣传，应当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声，给人以激励、鼓舞、警醒和力量。绝不应当片面夸大某些问题，或缩小某些间题。我们的报纸，应当时时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任何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那伯是极微小的失实，都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特别是影响当代大学生求知、求真的心理。

报纸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应当客观、真实地向大学生敞开最美好的东西，同时批评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各种丑恶现象，使报纸在青年人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信任度。这是十分重要的。

1986年发生的那次学潮，参加者多半是大学生中的低年级学生，年龄不过20岁左右。这次北京学潮，卷进去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心理素质和应变情绪方面，与1986年参加学潮的大学生，有某些相似之处。报纸上某些文章的影响，所谓民主、自由的诱感，对他们具有身不由己的吸引力。这些年轻人，社会阅历不多，又非常崇拜学者、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学得比较肤浅，某些时侯又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报纸为他们提供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佳品，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怎么能不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向党发出错误的呼喊呢？一些大学生，可以把孙中山“天下为公”证章别在胸前，却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漠然、冷淡，在要求民主时，他们可以声泪俱下，但在听从政府劝告、遵守纪律方面，却不是那么情愿，他们在群体中大呼爱国、人民至上，但毕业分配时，不少人却根本不想去边远、落后的地区扎根基层，埋头干一番事业。他们把党和政府看得大小，而把自己看得又太高太大。这不能全怪他们。怪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失误。报纸作为教育的参与者，教育的直接窗口，形成这种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的反差，我以为也是有贵任的。我们有些报纸不是批评过大公无私吗，不是批评过雷锋精神吗，不是张扬过台湾的经济起飞、香港的万家灯火吗？这种脱离实情，粉饰资本主义世界畸形经济的作法，又怎么能使青年大学生由衷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呢！

报纸宜传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签本原则

党的十三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不可分割。对于改革开放，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倒退回去，谁也不愿意，也比较警惕这件事。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这次学潮，更集中地暴露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彻底、一贯，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使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但是，从产生学潮、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我们汲取1986年学潮的教训，报纸宣传结合党和国家的实际，多宣传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客观困难多释疑，教给人们分析问题和克服困准的办法，情况就要好得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传家宝，也是我国人民的光荣传统。可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自觉不自觉地认票子、认关系，不认法律，不愿受法律的约束。过去见诸报端的高消费的宣传，对城市生活、农村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大的。不少家长抱怨，一个大学生月消费动不动就是上百元，甚至百元以上。连大学生自己都说，一想到从手中流走的票子，实在愧对双亲。现在，个人享受的教塑，不顾自己的工资收人和购买能力，哪怕举债，也要把高档商品弄到手。互相攀比，人的胃口被吊得老高。此风一开，艰苦奋斗的作风锐减。我们党在根据地时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艰苦奋斗作风，只在党史上才有那么几页的位置，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不是很多了。

有的报纸宣传“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听起来动听，实际上片面性、绝对化。在人民军队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战士默默无闻，平凡而又伟大。何曾想过当将军，他们在自己的脚下走出一条光耀中华的人生之路，比将军们肩上的金星并不逊色，他们通过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忠于军人的职责，使自己成长为合格的士兵、基层干部。人生途程，熠熠发光。在危及共和国的安全时，就是面对死亡，也要严守纪律。戒严部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是明证。

报纸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对十三大两个基本点的宣传，一个时期也不能令人满意。大学生们接触这样的报纸，能给自己增加多少动力？就是一些以民主、自由为题的所谓“理论研讨”，“大胆探索”，也离国情、民情和四项基本原则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政治气候
下，一些大学生们出现思想混乱，也不足为怪了。

当然，我们的报纸不是天天刊登有片面性、绝对化的文章，更不是都登有错误、缺点的文章，甚或并不是自觉地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供版面。但作为路标和窗口，作为新闻流向的“集散地”，报纸在宣传时机问题上的失误和错误导向，应引为鉴戒。特别是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颇有影响的几家报纸，一段时间里的错误舆论导向，助长了事态的扩大和发展，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新闻媒介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不能低估。这个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读者，特别是大学生们。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宣传正确的东西，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是社会的重要论坛，它并不亚于大学的讲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启示我们，办报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尤其要把握宣传舆论对读者的影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曾经用很多精力为党报撰写文稿。他们把报纸看作曙光，看作希望，就在于报纸是最广泛地传播着真理，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是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时过几十年，每每读到《可爱的中国》，看到这些诗篇，仍使人为之动情。时光流逝，信仰永存。当我们党洗涤十年动乱的身躯，对毛泽东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充满信心时，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是一切善良的、正直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给予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根本的教训是我们放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立党之本。它有精确、充实的理论，生动、广泛的内容。作为报纸，有责任把真理与谬误分辨清楚，给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和事实的报道。

人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地、认真地“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斯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注:本文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铁道学院党委宣传邵部长）